TikTok听证会结束一周。
这场来自大洋彼岸的漩涡紧扣着中国科技圈的心弦，这不是一场稀松平常的热点，而是一次样本实例的演绎，每一个企图出海，扩展生意版图的中国企业们，都在密切关注，希望在TikTok身上找到可以参照的出路和回旋的可能性。
TikTok投射的是出海者们的前途和命运。
出海的故事回溯到9年前，浩浩荡荡的全球化，人人都斗志昂扬，心奋不已的黄金时代，纳斯达克的钟声，在为阿里巴巴加冕时，那是属于中国互联网的荣光，那段时间，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们开始集体迈向出海征程。
2016年，阿里通过收购Lazada跨入东南亚市场，2017年以11亿美元投资印尼最大电商Tokopedia，2018年投资土耳其电商Trendyol并同时收购南亚电商平台Daraz。
2015年，小米开启国际化之旅，在新德里举办了第一场海外大型发布会，雷军在发布会上的“Are you OK？”成为了经典。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小米在中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
2013年，在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上，奇虎360推出了旗下两大国际版产品，分别是Internet Security（PC端）和Mobile Security（手机端），海外战略首次浮出水面。
2013年，微信砸下20亿元预算，请来世界级球星梅西、内马尔代言，马化腾曾直言：我这辈子，腾讯能够走出国际化的产品，现在看只有微信。
中国出海“舰队”意气风发，开局有多美满，那么现实就有多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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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合规风暴
中国出海先锋一代们，各有各的不顺利。
微信遇阻，迟迟啃不下北美市场，Facebook、WhatsApp、Line铸就的铜墙铁壁依然很难挤进去，在斥巨资的广告轰炸和推广手段下，微信的战况依然不尽如人意，据腾讯2020年一季报显示，微信月活用户达12.06亿，而同期微信的美国用户只有1900万；另据AppAnnie显示，截止今年8月，WeChat的美国月活约330万，这甚至不及微信总月活的零头，显然，走出国门的微信，核心用户依然是国人。
而阿里巴巴也在碰壁，去年5月，阿里巴巴宣布从印度PaytmMall公司撤资，选择放弃了印度电商市场，而最新的挫折则来自阿里巴巴旗下巴基斯坦电子商务网站Daraz Group，近期宣布将裁员11%，其首席执行官Mikkelsen表示，Daraz的增长势头在 2022 年大幅放缓，原因包括俄乌战争，以及飙升的通胀扰乱了供应链和经济。
当然，Daraz并不是阿里巴巴旗下唯一一个在过去两年业务放缓的全球资产。除Daraz外，阿里巴巴运营的另外三个全球性平台：专注于东南亚市场的Lazada、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以及专注于中东市场的Trendyol，据阿里巴巴最新季报显示，在去年第三季度中，这三个平台的订单总数同比下降3%。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数据显示，去年全球速卖通在西欧的市场份额仅为4%，远远落后于亚马逊占据的20%，可见，阿里巴巴近10多年的出海耕耘，仍然难有起色。
去年初，腾讯也在减持Sea Limited股份，持股比例从21.3%降至18.7%，而就在前段时间京东也宣布关闭东南亚电商业务，中国电商们不约而同的战略性收缩离场，除却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外，更大的风暴眼则是来自无可逃脱的全球基本盘。
而接过这一棒的TikTok，其洞悉人性的产品基因和本土化运营似乎更能撩动海外朋友的神经，短短5年，TikTok迅速在海外土壤扎下根来，一时风靡，据Sensor Tower报告称，2022年5月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以超过6400万下载量，蝉联全球移动应用（非游戏）下载榜冠军。同时，目前TikTok的全球下载量已突破30亿次，超越了Facebook（现已改为Meta）等海外主流平台，成为世界第一。而根据Cloudflare数据，TikTok是2021年全球访问量最大的互联网站点，超过传统霸主谷歌。
一项项霸气的数据，如果不是彻头彻尾了解它的来历，你会毫不怀疑的认为TikTok就是海外土生土长的原生产品。
不同于出海的前辈BAT一代们，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国内市场及少部分海外华人群体，圈地自嗨，TikTok是懂海外的，不断进化成熟的算法机制，能快速捕捉到用户真实和潜在的兴趣和需求，填补你的碎片时间，病毒式的玩法，利用高参与度的挑战以及网红明星效应来引流，同时一整套用户创作视频的计费及奖励机制，把生意商机带给各国的年轻人，为数以万计的后起之秀提供生计，不少百万粉丝TikTok玩家凭借一些热门视频，就收获大量粉丝成为明星，并通过平台获得不菲收益，再加上“短视频+音乐”的天然无国界，突破了语言文化的隔阂，这种“利以诱之,娱以导之”踩准了共通人性的产品特色，迅速俘获了海外用户们的心智，毕竟边看视频边能拿红包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据App Annie统计，2019年TikTok美国用户月平均使用时长只有12个小时，略逊于Facebook及YouTube，而到2021年底时长已达27个小时，成为美国用户黏性最高的App。
这本是一个堪称成功且近乎完美的出海模版，但现实的引力太重了，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无人能幸免。
据字节跳动公开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该公司接受的海外调查次数超过250次，其中在印度、美国、日本分别接受调查99、68、28次。2020年，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封杀包括TikTok在内的300多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被封禁之前，印度曾是TikTok最大的用户市场，月活跃用户达2亿。而在今年2月，美国、加拿大、欧盟、英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相继发出行政禁令，限制政府设备使用TikTok ，没过几天，美国又再使大杀招，已经不止于政府设备的禁用了，TikTok面临全面封禁，生死一线。
故事的进展我们都有围观，在3月23日的听证会上，TikTok竭力应对美国国会质询，虽然主题是“如何保护美国数据隐私，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但从现场情况来看，“国家安全”更是那个直指TikTok的矛头。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表示，TikTok的听证会实际上体现了三个层面问题。第一是技术，也即 “数据安全”层面；第二个是公司合规层面，也即出于对用户的保护，TikTok可以做的合规工作；第三个是政治层面，也就是当下的中美紧张关系。
尽管，周受资在前两个层面总体做了非常充分的说明，听证会前，周受资在书面证词中表示，通过会见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之后，了解到他们的担忧主要分为四类：未成年人安全、数据隐私安全、在线活动对现实世界的危害，以及外国进行内容操纵的风险。基于此四类问题，周受资也作出了四点承诺：第一，将把保证安全，特别是保证未成年人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第二，通过防火墙保证美国用户数据不受外国访问；第三，TikTok是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不会被任何国家的政府操控；第四，TikTok将保持透明度，允许第三方独立机构监察。
这四点承诺其实足以回应美国政府目前的担忧，在此之前，为了消除美方对TikTok数据安全的担忧，自2022年7月，TikTok提出了通过隔离数据等措施来保护美国用户的方法，即“得州计划”（Project Texas），据周受资介绍，目前已经采取实质性措施使“得州计划”成为现实，迄今约支出15 亿美元。以确保所有境外的数据转移到美国国内服务器，并由第三方公司进行监控，而且TikTok正在删除仍保存在境外服务器上的美国用户数据。
同时，已成立一家特殊目的子公司，即TikTok美国数据安全公司 (USDS)，目前拥有近1500名全职员工，以确保所有美国人的数据都存储在美国，并由美国人托管。
此外，TikTok还与甲骨文公司签订合同，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甲骨文服务器上。
周受资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的数据被储存在美国的土地上，由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人的监督下进行”。
从形式上说，这已经是最大饱和程度的合规动作了，“得州计划”目的很明确，即确保美国TikTok用户数据与母公司字节跳动隔离开，以期消除美国政府的担忧，但真能如愿吗？
许可表示：美国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进行第三方数据托管，TikTok数据托管的核心问题还是不信任造成的，这与此前微软在欧盟的待遇是类似的，当时微软也把自己的数据进行了托管，自2023年1月起为欧盟客户推出‘欧盟数据边界”，此外，由于美欧之间没有达成互信，因此个人数据跨境传输“安全港”被废除。如今，TikTok走到了同样焦灼的处境。如果中国政府和“得州计划”能够发力，TikTok在技术、公司合规和政治层面的问题都能解决，
的确，中国在2020年10月发布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做了明确阐述：“各国应要求企业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不得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产生、获取的数据存储在境内”，这也与美国政府的担忧相呼应，中国如果进一步自证立场，是不是有可能弥合信任分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毕竟回到问题的根本，所谓的国家安全关切，可能并不是美国真正想要的。
与此同时，TikTok在欧洲也推出了“三叶草”计划（Project Clover），提出每年将在保护超1.5亿欧洲用户的措施上花费12亿美元，并承诺将欧洲TikTok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相关计划包括几周内在爱尔兰开设两个数据中心，今年晚些时候在挪威开设第三个中心。TikTok称，目前存储在新加坡和美国的欧洲用户数据将转移到这三个中心。可以看出来，TikTok还在勉力一试。
同遭此境遇的不止TikTok，这是所有中资背景企业走不出的合规风暴，尽管这个合规大概率是“有罪推定”以及裹着数据安全的幌子，行“排他打压”之实。
微信在印度市场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被封，阿里巴巴在美开展的云业务被美国政府展开审查，其理由就是美国认为中方政府有可能会假借这项服务之名来获取美国客户的数据，而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又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多家美国游戏公司提供涉及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数据安全协议信息等等，原来中兴华为只是山雨欲来的前奏，而今危机进一步发酵，射程范围逼向了非硬件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左晓栋指出，此次TikTok听证会的影响，可能要远超当年华为参加的听证会。左晓栋表示，“互联网服务”“数据安全”，这两个关键词揭示了TikTok事件的影响范围将扩展至所有场景、所有活动，中美博弈将进入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新阶段，也将对中美外交经贸关系产生巨大冲击。
“由于数据安全议题的广泛性、敏感性，受到影响的将不会仅仅是一家企业，而是所有的中资背景企业，如果TikTok都不能自救成功，那么所有出海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的路就更难走了”，左晓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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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进入“Hard”模式
TikTok生死一劫背后，是“中国式出海”的共性难题。
“出发吧！向着伟大航路！”《海贼王》中的这句经典台词，正是中国科技公司走向国际市场时内心中的呐喊，如今，他们的雄心重重撞在南墙上。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曾经历过四次出海潮。
第一次是2004年前后，以联想并购IBM，明基并购西门子为代表的蛇吞象式并购。
第二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资源能源，以及欧洲制造业中隐形冠军为目标，排头兵是国企和大型民企，如中铝试图收购力拓，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全球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品牌CIFA，三一重工收购世界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为代表。
第三次是2012年之后，以安邦、万达、海航、复星等以资本为杠杆，对海外金融、文化、地产项目的并购，在2016年，因为国内政策趋紧，这一轮势头凶猛的出海突然刹车。
第四波在2015年开启，是移动互联网浪潮下的科技企业出海潮，除了BAT和今日头条等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以及华为等老牌科技企业，还出现SHAREit（茄子快传）、猎豹、一加手机等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公司。
相比其他几次出海潮，第四波国际化方式更多元，操作更阳光，本土化程度更高，也更依赖技术优势。这也与2018年之后全球化的趋势同步：全球化进入以知识生产和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科技成为最重要的全球公共品。
然而，第四波出海潮犹如潘多拉的魔盒，科技成为公共品的B面，是科技保护主义和数据壁垒的抬头，数据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术主权叠加数字主权开始取代开放共享，成为全球生态关系的主议题，数字地缘政治冲突的角力场搬到了“出海”，而随着俄乌战场的爆发，又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节点，技术公司的角色发生了显性的变化，中立立场逐步脱离，介入国家间争端，这种事态的演绎和释放的信号正在严重撕裂数字的全球化。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政府间的数字竞争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斗争范式，科技公司被默认为政府间权力游戏的潜在参与者，而跨国公司的出海，被有色的认为是一种“数字侵蚀”。
一如谷歌在2019年宣布对华为断供之后，2020年2月20日，谷歌又突然宣布，把超过600个应用程序从Google Play商店中删除，受影响最大的便是中国企业猎豹旗下的45款应用，涉及工具、游戏、直播业务，甚至包括2019年11月份剥离出去的子公司LiveMe，也在被禁范围内，要知道猎豹超过20％的收入来自谷歌平台，大规模下架，对公司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第四波出海浪潮到了下半场，将这波趋势推到了沸点，科技从公共品慢慢演变成国家私产，数据、硬件与算法也成为各国核心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不同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传统、典型的贸易壁垒，一种潜在发展的具有“合理化”形式的数字贸易壁垒，即隐藏于隐私安全、个人数据保护等合理化主张之下而不断发展壮大。
比如2019年美国《国家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法案2019》（NSPDPA，尚未生效），对于美国用户数据出境，尤其是传输至中国进行明确的限制，旨在规制所有基于数据提供在线服务公司（包括“受管辖公司”），不得将任何用户数据或解密该数据所需的信息（如加密密钥）直接或间接地传输到中国、俄罗斯等任何“有疑虑国家”，不难看出，中国出往美国的海，从一开始就是难度值加满的。
而欧盟在2018年5月起实施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将对企业问责的范围由之前的数据控制者扩张至数据处理者，并对二者采取了同等标准的责任制度;最后，并通过在原有属地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属人主义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GDPR的管辖范围。GDPR构建了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限制极其严苛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体系，使得企业的数据处理与贸易法律风险大大提高。GDPR之后，数据保护高墙渐起，基于“属地原则”的数据本地化政策正成为新的全球数字市场规则，主要区域国家都对特定类型数据采取了不同的本地化政策。如印尼对电子货币数据和政府掌握的个人信息，新加坡对部分公共机构数据，菲律宾对金融数据均要求原则上不得跨境，其中印尼在金融科技网贷企业牌照申请中明确规定，数据中心和容灾中心必须设立在印尼。很明显，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要想出得了海，就必须撒得了钱，单从出海的数据合规上，就已经是一道天堑了。
事实上，除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藩篱，这三年，出海行业也在经历疫情的残酷洗礼，疫情结束后的结构性因素也并没有因此消弭，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消费侧的萎缩，同时也放大了国际关系中此前已有的裂缝，跨境出海的预期压力陡增。
另外，全球各地相继将跨境电商纳入税源也在为出海平添成本。继2020年6月1日，墨西哥打响第一枪后，2021年起英国、欧盟等相继出台新的VAT（增值税）税务政策。同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堪萨斯州也开始正式实施新税法，要求电商平台于当天开始，向售往这两个州的订单计算、征收和缴纳销售和使用税。加拿大政府在这一天开始实施新的商城征税(MTC)规则。包括出海圣地东南亚各国也开始采取单边行动加收数字服务权，印度尼西亚从2020年7月1日起，对在该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非居民互联网公司销售诸如流媒体服务、应用程序和数字游戏等数字产品征收10%的增值税。新加坡则在2020年1月起，对全球年营业额超过100万新币或在12个月内在新加坡超营业额过10万新币的境外数字服务供应商征收消费税。马来西亚为应对税收减少和实体经济被电商冲击的压力，也宣布从2020年1月开始对境外数字服务提供商的软件、音乐、视频和广告等在线服务征收6%税率的数字税。2020年7月，菲律宾众议院批准了《数字经济税收法案》，计划对数字服务征收12%税率的增值税。
而随着OECD包容性框架下“双支柱”方案的推进，支柱一旨在增加市场国的征税权，通过修改现有跨境所得税分配规则，将超大型高利润跨国企业的一部分剩余利润分配给市场国；支柱二旨在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在每个辖区的有效税率都至少达到全球最低税率标准，根据OECD预测，按照支柱一，每年逾1000亿美元利润的征税权有望重新分配给市场管辖区；按照支柱二，15%的全球最低税率预计每年在全球产生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欧美共同主导的全球最低税规则的设置，名义上和短期内有限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税收，但又潜在且实质性地压制了落后国家和新兴行业出海发展的机遇，跨境企业的收入池又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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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之后的TikTok
听证会后的TikTok生死未明。
据专业人士分析，从过去的判例来看，美国没有全面封禁过社交媒体的先例，包括此前的微信，美国法院此前的判决都是非常清楚，不能侵犯这些社交媒体用户的自由言论权利，美国宪法也有相关规定。而从立法角度看，一些旨在封禁Tiktok的法案最终要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要通过法案的话，还需要经过国会两院，以及总统签字，更需经受住司法审查的挑战。
当然，更坏的结局就是被强制出售，而这一结果必将成为引发飓风的那只亚马逊丛林中的蝴蝶，海啸会传导给更多中国企业：“数据本地化也不能满足美国的合规需要，那到底怎样的方式才能合规？”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答案由美国主导。
这场听证会结束后，TikTok还在等待参、众议院能否通过法案的最终结果。
而此时此刻，只能一声感慨，回不去的大航海时代，就像猎豹的董事长傅盛所说：“以前也没输，现在也没赢，一切好像又回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