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没市场了。

文｜商隐社，作者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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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商业圈持续发酵的热点新闻就是百度“公关一号位”璩静的“短视频翻车事件”。

一个名为“我是璩（qú）静”，在自我介绍中标注了“百度副总裁”“公关一号位”“华为前公关副总裁”诸多头衔的账号，五一期间不眠不休地连续发布了4条短视频，涨粉近百万。

然而，从事情的走向来看，这不是又一个企业高管在成为流量明星的故事，而是高管被汹涌而来的流量掀翻在地的故事。

璩静在短视频中的诸多言论，例如“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不加班就没法升职涨薪”“儿子上几年级要偷偷问保姆”等言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被大量网友吐槽“冷血”，加之后来被媒体证实璩静的账号系从他人那里购买来的，于是遭到了网友更猛烈的口诛笔伐，其平常粗暴的工作作风被扒出来，百度的价值观也再次被公众质疑。

公关作为舆论场的灭火人员，却引来网友的怒火烧了自己家的房子。

沉默两日后，璩静于今天凌晨在朋友圈发文对此事致歉，表示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批评。

这几天我也在关注这件事，看了各家媒体持续跟进的报道和网友评论，我想到的一点是，除了璩静其实这两年在网络上翻车的专家、高管、名人特别多，往前就有直播时跷二郎腿的哪吒汽车CEO张勇、爆料自己员工“连自己小孩子的出生都会错过”的智己CEO刘涛、试图给网友“开个会”并怒摔手机的前东方甄选CEO孙东旭、让网友反思工作是否努力的李佳琦……

他们在面对广大网友时有什么共同点呢？

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精英主义。

“精英”跟“精英主义”是两码事，我们去成为领域内的精英，这无可厚非。但“精英主义”更多是一种自我认知，社会地位或财富上有优势的人往往会认为，他们的能力更突出，观点应当更被重视，也更适合充当管理者。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精英主义”大致有三种表现，先来说第一种，那就是喜欢在舆论场讲道理。

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在《弱传播》里认为，舆论的本质特点就是不讲道理，这是舆论的情感律。

传播的情感律并非说传播就是曲意逢迎，也不是说网友是不讲道理的，而是道理是往往以沉默的方式起作用，以边界的方式制约着舆论的走向，真正拿来交流的是情感和“人味”。

我刚入行时，直属领导经常对我们讲的就是，做传播无外乎“情理”二字，但“情”在前，“理”在后。

在没有了解到各方情感诉求，没有把冷冰冰的粉丝数据对应到一个个鲜活的人之前，讲道理毫无作用，可能还适得其反。

对于一些“精英主义者”来说，现实世界里感受到的是讲道理带来的所向披靡，他们往往是所在组织和团队的规则制定者，用规则维持所在团队的秩序。

但来到舆论世界后，原来的方式只会带来口诛笔伐。

因为现实世界里，使人服从的三个要素无非恐惧、利益、信仰，因恐惧和利益而服从者占了绝大多数，而因信仰服从者少之又少。

打工人有担忧失去工作的恐惧，在团队里可能被孤立的恐惧，有赚钱养家的利益，所以选择服从。

在舆论世界，这些要素都不存在，全靠网友感知到的情感和博主的个人魅力，跟不跟只在须臾之间，情感的弦没调对，拨弄出再多道理也是乱弹琴，只会带来网友的抨击和嘲讽。

璩静的视频就是用一种“领导者”的姿态讲了很多道理，怎样用各种严厉的规则来约束自己的员工，怎样在职场雷厉风行等，说来说去都是道理和规矩。

但长期浸泡在互联网各种舆论潮之中的广大网友谁还不会讲道理，谁还没有点理性，纷纷发起回怼。

大家都会讲道理，那就用各自认为的理性去碾压对方的理性，璩静掉入了舆论的死循环。

这像极了我们跟别人吵架吵得天昏地暗，各自都是高速运转的理性机器，抛出各种足以证明自己论断的证据，吵到最后发现没有任何结果，而且越来越空洞，还有些巧言令色的感觉。

与之相比，在网络世界有着相当号召力的雷军始终表现出的就是谦逊，直播时的平易近人，首批SU7交付时给车主开车门、握手、挥手目送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好感。

也没人会觉得这是装出来的，因为大家从知道雷军这个人到现在，他就是这样，从做平价手机时的亲民气质，到《Are you ok？》风靡网络，再到小米10周年时他用20个故事回忆过去的挫折和艰辛。

雷军跟大家讲的是故事或段子，大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小镇青年的一路走来。

前不久雷军还对网上流传的“雷军的爽文人生”进行辟谣“我不是爽文男主，也没考过700分，人生低谷时卡里也没有40亿”，生怕让别人觉得他天赋异禀。

02

“精英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就是极力宣扬努力和内卷。

在一系列“精英主义者”的论述中，通常能发现这样的言论“不加班就没法升职涨薪”“儿子上几年级要偷偷问保姆”“连自己小孩子的出生都会错过”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斯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曾引起过广泛讨论。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核心概念“优绩主义陷阱”，就是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

在一些成功人士看来，成功都是自己“优绩”，而“优绩”的来源就是靠自己努力。

于是，他们也把这种价值观传导给团队，以数据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加班多少小时、写了多少PPT等，一切皆可用数字来量化。

桑德斯在书中列举了美国技术官僚这个群体，他们都是通过激烈的“优绩”竞争遴选出来的，技术官僚体系里典型、影响最大的领域就是经济领域，但在讨论一些经济政策时，都会被用数字进行量化，公共利益也等同于GDP。贫富差距大如果放到对GDP的贡献，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培养公民之间的团结、加深公民关系等真正关系公共利益的领域无法用数字衡量，一般不再考虑之内，这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和社会撕裂。

还有，这种模式下，成绩更好的、学历更高的、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的声望被大大提高，整个社会都去崇拜、想成为“优秀的人”，普通人的贡献被大大贬低，他们的工作甚至没有尊严。

戴锦华教授曾提到，谷歌有一名高级顾问在一次采访中被问“你认为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说，当然像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一样，就是发生了技术革命以后，人类社会要消化剩余劳动力。

然后记者就问，你认为这一次创造的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有多高？他回答98%。

98%，然后如何消化它？我们怎么办？

他的回答是：争当2%。

个人追求“优绩”本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表扬，但当所有人都收敛掉自己的个性和禀赋，把追求单一标准衡量的“优绩”作为目标，就会出现“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指对局部来说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这是一种谬误。

最典型的就是“节俭悖论”，个人节俭是好事，但当所有人都节俭，把钱存起来不花钱，经济就衰退了。

“优绩主义”就会让大部分人成为工作链条上的零部件，沦为“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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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宣扬努力，把努力跟成功牢牢挂钩，看似宣扬公平，实则是把时代、运气、出身、资源等统统剥离，这引出了“精英主义者”的第三个特征，忽略时代背景和个人际遇。

飘飘然的成功者忘记了那些成功路上的运气因素和助力——家庭、社会阶层、国家和时代。

我们在《我们为什么逃不出经济周期？》里曾谈到，顶级成功人士背后有周期的力量，《异类》这本书里统计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名单，既有古代国王、法老，也有巴菲特、比尔·盖茨，结果是20%都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国。

这样的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搜集整个人类历史上边边角角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竟然2成来自同一国家的同一代人！

而美国造富的第二个高峰年代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乔布斯、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拉里·佩奇等集体冒出来了。

中国造富浪潮也有那么几波，比如80年代的“倒爷”；90年代的乡镇企业、“下海经商”；后来的制造业、房地产、互联网崛起。搭上这些红利，就等于搭上了迅速疾驰的快车。

很多“精英主义者”往往把当初的成功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当代年轻人积累不到财富、找不到好工作认为是不够努力，自然招致网友的白眼。只能说，有的人被红利保护得太好了。

当面对一个转型的时代时，之前一些大佬的战略，一些高管的才能，一些大厂的方法论就像撞上了一堵坚硬的墙，不能再推动组织势如破竹般前进，自顾不暇。

“精英主义者”也失去了宣讲成功经验的合理性和底气，但他们被“精英主义”的认知禁锢，不能放低姿态为大众带来情绪价值，还容易因为过于自信的发言触怒到大众。

于是，“精英主义”没有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