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能力建设工作并非从零开始，大部分组织在此前或多或少已有一些安全体系，基本上是围绕 信息系统和网络环境开展安全保护工作，主要聚焦在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而数据安全是以数据为核心， 围绕数据安全生命周期进行建设以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所以需要与当前安全体系进行融合。在决策层 确定数据安全目标和愿景之后，再由数据安全管理层根据组织的业务发展实际情况讨论具体的融合方式。

在数字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下，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国家重要资产和基础战略资源。随着数据价值的愈加凸显，数据安全风险与日俱增，数据泄露、数据贩卖等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为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国家重要情报等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当前，数据安全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紧迫和最基础的安全问题，加强数据安全治理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为此，国家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顶层设计：在相继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5）、《科学数据管理办法》（2018）、《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以及“十四五”规划（2021）中，均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应把保障数据安全放在突出位置的重要思想内涵。

同时，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作为我国数据安全领域内的“基础性法律”和我国国家安全领域内的“重要法律”，《数据安全法》积极回应了时下国内外数据竞争和保护的关键问题，给企业数据经营合规、以及进一步的数据资产化治理与发展提供指引。

面对数据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态势，着力解决数据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有效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迫在眉睫。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促使数据应用场景和参与主体日益多样化，数据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展，数据安全治理面临多重棘手困境。为此，赛迪智库发布《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在分析我国数据安全风险、治理现状、治理困境的基础上，从政策、监管、产业生态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综合解决路径。

（一）数据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数据已成为与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的一大要素，对数据安全的认知已从传统的个人隐私保护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

（二）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数据执法力度持续加大

各国对大型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不断增强，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均增大了对其单笔处罚金额。随着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日益壮大，其数据垄断问题愈加严重，由此带来的数字权利滥用问题或将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各国将进一步通过高额惩罚等手段对其进行约束，以防止其滥用数据优势侵害消费者隐私或进行非法数据贩卖。

（三）医疗、生物识别等个人特殊敏感数据的专项立法不断推进

当前，全球个人医疗数据泄露事件频发，人脸识别等新技术滥用导致个人生物信息长期处于高泄露风险状态，针对个人特殊敏感数据日益严峻的风险威胁，日本、美国等国家偏向于针对不同特征的个人数据采取精细化治理模式。

（一）完善数据安全法制建设，奠定数据安全保护基础

数据权属方面，在明晰数据分级分类基本原则，各行各业进一步厘清自身行业数据的类型、特征、性质等基础上，探索数据分类确权制度，并立法对数据产权归属进行界定。

数据交易流通方面，按照数据权属确定可交易流通数据的类型、范围和流通规则等，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数据垄断方面，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平台企业数据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关键数据保护方面，考虑出台专项法律法规对医疗、政务、交通等行业高价值特殊敏

（二）全面加强数据安全监督管理，促进制度落实执行

一方面，建议进一步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构建中央和地方分类监管、分级负责、权责一致的监管格局。

另一方面，在完善监管组织和机构职能的基础上，建议积极主动进行监管方法和流程的创新，将可能的风险点纳入监管范围，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数据活动场景。

（三）建立平台企业数据业务有序发展机制，保障数据合法合规使用

一是压实平台企业数据主体的管理责任

二是增强平台企业数据处理规则制定的外部参与性

三是鼓励企业提高数据安全竞争性

（四）推动数据安全产业发展，构建全方位数据安全保护生态

一是鼓励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究

二是进一步推动数据安全产品落地推广

三是培育数据安全培训、测评、认证等公共服务

（五）推进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

一是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

二是加强数据安全国际治理的影响力输出

三是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