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很快就要到了，这让我有些恍惚，觉得从前那个满是烟火的新年，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几家电商平台最近又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年货节，上去转了转，几个平台看下来，拼多多的“年味”似乎最贴近记忆中的烟火气。有人说拼多多土，要我说，这份“土气”，正是生活原有的真实。

腊肉香肠，苹果香梨，坚果炒货……拼多多上这些天南地北的农货，让人想起儿时赶农集置办年货的场景。

腊月时节，热闹的年集市场里人挤着人，大家并不在意泥泞的路面，堆成小山的各式农贸产品，带着方言韵味的吆喝点缀，让孩子们听得满心欢喜：要过年了。遗憾的是，这类乡镇的新年集市，如今可能不是主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连锁超市。里头货架上虽也摆得满满当当，可惜在五颜六色的礼盒包装下，尽是些同质化的流水线商品，既丰富却又匮乏。

或许因我是湘中人，或许是电商的个性化推荐，在拼多多的年货专场中，我却偶遇惊喜：在那来自五湖四海琳琅满目的产品中，一些本已罕见的特产吸引了我的注意，猪血丸子、糯米糍粑、老面法饼……这些儿时最馋的年货美食，让我一下寻回了年的记忆。

回忆是传承的基础。国人办年货的变迁，便是一部中华千年“过年史”。

百节年为首。为了过好年，从上古开始，中华先民们就少不了精心准备。

西周时期，新年设在深秋，主要是为了庆祝丰收和祭祀祖先。在节日里，周朝人要用枣、稻酿造的美酒来祝寿，宰杀羔羊相互祝贺，也就是《诗经》里的“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个时候，人们要准备美酒佳肴，准备宴会和祭品，可以说置办年货的雏形已经出现。只是这时候的年节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直到汉朝中国进入稳定的大一统时代，汉武帝命令司马迁等人制定《太初历》，畅行全国、共同欢庆的除夕元旦，才总算是确定下来。

除夕便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要“驱疫疠，除恶鬼”，所以叫做除夕。除了名字上有讲究，还要削桃木做神荼、郁垒两位神仙镇守家门。后来嫌木雕太麻烦，老百姓改成在桃木板上写名字，王安石诗中有“总把新桃换旧符”，其实换的都是门神。只是唐宋之际，门神的位置由知名度更高的秦叔宝和尉迟恭所取代。

过了除夕，就是元旦。“元”是第一，“旦”是早晨，所以庆祝活动从公鸡打鸣就开始了。汉代虽然没有火药，但也有“爆竹”。老百姓直接把竹节放到火中烧烤，就为了听那噼里啪啦的响声，人们相信这能吓跑恶鬼，带来好运。

除了贴门神，放爆竹，还有一项活动成了日后的保留项目，那就是守岁。晋朝周处《风土记》记载：“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除夕夜是全家人团圆的重要日子，甚至连犯人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常常放犯人回家过年，隔日再回监报到，因为年节要到神前立誓，居然也无人潜逃。

汉代人敬重鬼神，所以置办的年货大多有一定的祭祀意味。比如除夕要杀羊，并悬羊头于门，还要“磔鸡”，也就是肢解，这么硬核的屠宰方式当然不是为了解馋，还是为了禳除恶气。

另外元旦全家人还聚在一起喝椒柏酒和桃汤，后来改成屠苏酒，都是希望能免除百病，震慑恶鬼。

两汉时期中国瘟疫经常流行，所以过年时的祈愿氛围和神秘色彩较后世更为浓厚，这并不奇怪。等到了唐宋时期，市民生活日益繁荣，过年的欢快气息便渐渐多了起来。

其中一大例证就是木版年画大受欢迎。随着科技进步，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让精美年画批量生产有了技术基础。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年画是宋代的《四美图》，在这上面神仙猛将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这宋朝版本的四大美人。从凶神恶煞的门神转向了窈窕动人的淑女，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在驱鬼辟邪之外，又多了审美和娱乐的新需要。

之后各种美人图、风景图年画开始高速发展，全国各地都有了多种题材的精美年画，比如祈祷升官的回头鹿马，寓意发财的财门钝驴，另外还有主题相近的剪纸和方胜。

这个时期小零食小玩意也丰富了不少。之前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梦华录》，创意来源和剧名就来自于宋代孟元老的同名散文作品。孟元老详细记录过年时，北宋开封府的市井繁荣景象，有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薄荷、胡桃、泽州饧（泽州的饴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一种麦芽糖）等等。

另外唐宋有“鞭春”的习俗，正月里官府打造土牛，放到衙门前当众鞭打成碎块，以迎接新春。官府造大春牛，民间则做小春牛，鞭春仪式期间小贩会拿着小牛玩具到围观人群里兜售。因为寓意好非常受欢迎，这便是中国早期的文化周边了。

准备各种年货，不只是自家使用，也是为了走亲访友的礼物。苏轼在《馈岁》里写到“假物不论货”，礼轻情意重，有钱人可以把大鲤鱼，肥蒸兔成对相送，一般人家回赠米酒同样不失礼数。

不过礼物虽然价值不一，包装一定要显示隆重，有的用锦盒盛纳，或者用镂花红纸包装，再不济木头盒子总是要配一个的。现代人调侃送礼就是送包装，这么看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宋代之后，古人拜年也不一定亲自前往。尤其是士人阶层，结交广泛，更不可能户户走到，常常是让下人带着名刺贺表去人家登记即可。清代称之为“飞贴”，主人收到飞贴，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复致意。甚至直接就在门上挂个叫“门簿”的红纸袋，只收不发也是常有的事情，这跟现代的贺年卡，群发短信已经相差无几。

虽然同样有人觉得如此拜年缺乏诚意，但收到更多飞贴的主人，还是会引以为荣，证明他人望出众，名气响亮。反过来，如果过年只收到寥寥几张的，那就该反思自己之前人缘怎么这么差，连送名刺都没人愿意。

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到达顶峰，商品经济更发展到从来没有的境界。反映到过年上，就是有更多更密的年俗活动，以及更多可供选择的年货了。

明代过年，杭州的妇女要制作燕子和蝴蝶形状的头簪头饰，送给亲朋好友。北京人则戴“闹嚷嚷”，用乌金纸做成飞蛾、蝴蝶、蚂蚱，不论男女老少，在头上都戴一只，在大街上放眼望去，人头攒动仿佛千万只活闹嚷嚷在一起飞舞。

除夕夜各家各户还得置办蜡烛，大户人家烧大红蜡烛，寻常百姓也得准备一根细烛，点在屋子里保证彻夜不灭。这叫“宵永烬常，生花报喜”，预祝来年红红火火，荣光满堂。

明中期一直到清末，庙会活动遍行全国，北京、杭州等各大城市都要举行大规模庙会，会上有各种娱乐演出，清代有所谓“百戏”的叫法。这还不是虚指，《百戏竹枝词》就扎扎实实地列举了一百种表演艺术，包括各种音乐舞蹈、武术杂技，以及体育活动和美术工艺等。

庙会活动之外的年集市场同样繁荣，《京都风俗志》记载，从腊月十五日以后，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除了年画供品之外，“凡食用之物，置办一新，以预过年。”

这各色食品，就包括江米糕，黄黍饦、野鸡爪，鹿兔脯、腌鸡腊肉，糟鹜风鱼，秋波梨，苹婆果，楂糕耿饼，青枝葡萄，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松榛莲庆，狮柑凤桔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还少不了饺子元宵，这一北一南两大年夜饭之王，它们一起跨越百年，构成了中国人关于过年的共同记忆。

除了食品，明清烟花爆竹也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种类繁多名字花哨，像什么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叠落金钱，还有双响震天雷、升高三级浪，听起来就酷炫非常。

不过，日益丰富的年节活动也并不只是带来欢乐，随着花样翻新和人情增多，过年也渐渐对许多贫困的家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清朝末年，知识分子注意到，在广袤的乡村，一些封建迷信的年俗信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赌博泛滥和攀比排场则掏空了农民的积蓄，过年花费过多，俨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时间移风易俗的呼声布满报刊，上海的《名报》，长沙的《大公报》都倡议改革旧俗，到民国建立改用公历，更有人提出直接废除旧历年。

但文化传统本就不是一夕而成，更不可能一夜而变，虽然政府和知识分子倡导，但普通民众对于阳历新年非常冷淡，老百姓普遍庆祝的还是传统新年。学者王闿运就写春联调侃道：“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到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年过节置办年货不再构成经济的负担，社会进步也让新式过年深入人心。不管线上线下，各种各样的商品目不暇接，最大的烦恼反而是不知道该如何挑选年货，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人都患上了选择困难症。

人呐，到了一定岁数，过年也就少了以前的期待，相反的，更有些惆怅，年前就倍感头疼，走进超市常常无所适从。眼前大红大紫，脑袋却迷迷糊糊。有时候只是因为排队结账的人多了，便着急从出口的地方（这自然也是超市的精明）抄起几袋“礼包”付款了事。

再到朋友家一看，两方的礼物竟然一模一样。倒是因为我们熟识多年，所以只做了正月里的一个小小的笑料，要是关系没那么密切，主客恐怕都恨不得要找个地缝钻进去。

疫情三年来，没怎么好好过年，走亲访友也少了，自然也就没有以前的过年综合症，也因为没能在老家过年，更不用操心置办年货。只是枯坐家中听着外头的爆竹被广播声所掩盖，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孤寂和怅然。

但今年却不一样，这是三年来咱们第一个完全开放的新年，多少还是有些期待。不久前的公历跨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汹涌的人潮，看到大家聚在一起欢快地倒数报时、开心地相互祝贺，心头也涌起一阵感动。正常生活正在回归，而那个传承千年、热热闹闹的春节也将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新年值得我们铭记，至少对我来说，这回出门拜年，准备礼品又得下一番苦功夫。

有朋友说已经在拼多多订了阿根廷红虾，还开玩笑说这是要沾梅西的福气。怎么拿出相称的礼物，其实我也还没有好想法。这位朋友说，不知道买啥就去拼多多年货会场看看，从荔浦芋头、狗不理包子、金华火腿这些地标特色，到南美大虾、智利车厘子、爱尔兰面包蟹这些全球尖货，一应俱全、一目了然。拼多多这几年主推百亿补贴，价格和超市一比，确实实惠了一大截。

面对这么多的硬货，选择困难症似有发作迹象。不过，经历这三年，这种烦恼再多，也是幸福的烦恼。比起之前的不操心，希望我们今年都能准备更丰富的年货，都能拥有更多这样的幸福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