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诺基亚在2007年时拥有9亿用户，在手机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福布斯在当时以“谁能赶上手机之王？”为标题刊登了一篇关于该公司的报道，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系列产品。16年后，苹果公司以充足的软件知识、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谋略与设计奇才乔尼艾维的设计才能打败了诺基亚，苹果产品迅速占据了手机市场的主位。

苹果手机不仅仅拥有多触控、全屏功能的软性优势，其在硬件和生产供应链方面也有压倒性优势。

01 

苹果公司与中国的联系

Supply Chain Top 25是全球最佳运营企业供应链的年度排名，2007 年年中，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从无到有地跃居该排名的第 2 位。这是苹果公司运营发生深刻转变的早期迹象，该公司在接下来的七年中一直位居第一。在那段时间里，苹果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与此同时也置身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苹果公司并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真正将生产产品的任务“外包”给中国。相反，该公司正在建立一个复杂、深度和高成本的供应和制造业务模式，以至于该公司的命运已经以一种无法轻易解除的方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 (Tim Cook) 将苹果公司的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他以无与伦比的效率为苹果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苹果公司一直将其顶尖的产品设计师和制造设计工程师派往中国，将他们以长达数月的时间安排在供应商的队伍中。这些苹果员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设计新的生产流程，监督制造的细节，直到一切正常运行，并密切关注供应商以确保合规。

苹果公司还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定制机器来构建其设备，结合生产计算能力完全碾压对手。

图1：苹果公司在将制造业迁出中国方面进展甚微/来源：金融时报

对于一家因在供应链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广受赞誉的规避风险的公司而言，制造业的集中度是显而易见的。超过 95% 的 iPhone、AirPods、Mac 和 iPad 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也从中国赚取了约五分之一的收入——去年为740 万美元。这与三星等竞争对手形成鲜明对比，这时三星已大幅削减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

02 

钱不是问题

苹果公司不是第一家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科技公司。到 1998 年库克受邀掌管全球业务时，惠普和康柏等公司已在中国站稳脚跟。

苹果公司以独特的方式利用了这些机会。它没有选择现成的组件，而是使用定制零件，设计它们背后的制造，并将它们的组装编排成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灵活性的极其复杂的系统。

在2007年的供应链排名中，宝洁、丰田和沃尔玛的同行排名都至少是苹果的两倍。但是，当涉及到称为“库存周转率”的供应链指标时——一种衡量售出商品与库存的指标——苹果就变得独树一帜了。

库克曾将库存描述为“根本上是邪恶的东西”，将电子产品比作几天后就会变质的乳制品。苹果的库存周转率是诺基亚2.5倍，是可口可乐的12倍。

公司同时还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巨资，以围绕其制造创新为口号建立了护城河，而竞争对手只是向供应商提供规格表并说：“建立这个”。

随着iPhone产量的增加，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价值——主要是它用于生产的设备——从 2009 年的 3.7 亿美元飙升至 2012 年的 73 亿美元。2012 年，苹果在中国的机器价值已经超过了苹果所有建筑和零售店的总和。

如此庞大的资金，使得苹果公司能够想出其他人无法想象的生产技术。例如，在2008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由单个块而不是多个部件制成的 “一体式” MacBook Pro，这是一项工业工程的壮举，提供了“这个行业完全闻所未闻的精度水平”。

这些都是使用CNC机器完成的，它允许具有3D图像文件的设计师创建复杂的零件。这些机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每台成本超过500,000美元，仅用于制造原型。三位前苹果公司制造工程师表示，该公司购买了10,000多台CNC机器，实现了一种 “制造笔记本电脑的全新方式” 的大规模生产形式。同时苹果公司也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了相同的技术。

“世界上没有足够的CNC机器来完成我们需要做的加工，”一位人士说。“你必须明白，从 2009年开始，我们呈指数级增长。我们将从一年每天制造10,000个零件，到下一年的100,000 个，然后是500,000个，然后是100万个。” 

这一过程使资金充足，利润变得不是问题。

03 

苹果公司第一原则

在寻找供应商方面，Apple 遵循严格的流程。

据参与苹果在中国策略的人士透露，来自加州的苹果工程师通常会见一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然后向他们提问，直到完全掌握他们的技术能力为止。

然后Apple工程师将被带到下一位经理，然后是下一位，同样的事情发生，直到他们深入到层次结构，了解核心的问题所在。

图3：富士康飙升，因为苹果的工作取得成果/来源：金融时报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苹果公司工程师将让公司承诺大量制造定制部件，从而有效地控制供应商的研发路线图。一位前苹果公司运营总监表示，该公司一直采用这种方法，回到“第一原则”，以了解成本、设计和扩展可能性方面的任何问题。

“会不断地挖掘，因为如果你问了足够多的问题，那么你就能弄清楚限制是什么——然后你就能弄清楚如何克服它，另一位前苹果高管表示，这种方法直接来自库克。CEO 会要求不遗余力的去探究一个问题，即使对于每台设备成本仅为一美分的铆钉也是如此。

这些技术使苹果公司能够推动供应商超越他们的感知能力。随着Apple的成长，它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制造一个将用于数亿种产品的组件太好了，不容错过。

04 

富士康的赌注

苹果公司的生产独创性被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专业知识和赢得跨国公司订单的政府放大了。中国的省级政府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包括重要的免税政策，以及为农民工提供住房的公寓大楼、仓库、高速公路和机场。

2009 年，北京精心策划了规模惊人的财政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了1.4万亿美元的贷款，其中至少一半用于基础设施支出，以确保该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现复苏。

2010 年，iPhone 4的突破性设计和第一款iPad的发布恰逢其时。

图5：工人们在换班后离开富士康郑州工厂

据前富士康官员 Alan Yeung 称，在创始人郭台铭与蒂姆库克会面并告诉他低估了需求后，富士康赢得了组装这两种产品的订单。

郭台铭非常自信，他握手承诺要建设两个新校区——一个在郑州，后来被称为“iPhone城”，另一个在成都，被称为“iPad 城”。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iPhone的年出货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 9300 万部，而第一款 iPad 在上市的前九个月就出货了1500万部。

到2010年10月，仅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就有多达500,000名工人按照繁重的时间表生产产品。那一年，当有十几名员工在这些设施中自杀身亡时，苹果公司在 “iSlavery” 的头条新闻中受到了国际指责。

图6：iPhone 仍然是苹果主打产品/来源：金融时报

尽管如此，申请富士康的工人并不缺乏。考虑到工作的单调性，问题在于留住他们。

在沃顿商学院教运营的肯·穆恩 (Ken Moon) 说，中国合同制造商的工人流动率可能超过 300%，或者相当于 “在一年内多次更换整个工厂的劳动力”。

苹果公司估计，自2008 年以来，它已经对至少2360 万工人进行了培训——比台湾总人口还多。

除了低成本之外，富士康提供的——以低于3%的微薄利润率——是充足的、就近的、结构化的劳动力，可以在需要时提高产量，但也可以在苹果不承担成本的情况下逐渐减产。 

中国还提供了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库克在解释为什么苹果不能在美国大规模生产时，曾对听众说，如果美国所有的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被邀请到他演讲的礼堂，他们“不会挤满整个房间”。而“在中国，”他补充说，“你需要几个城市来填充工具和模具制造商。”

05 

没有出路

苹果和北京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据与苹果及其竞争对手合作的三位人士称，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缺乏行动指南。因此，他们向中国供应商求助，放弃知识产权以换取快速响应。

“他们都完全退位了，”Asymco 的负责人、前诺基亚高管补充道。

换句话说，苹果启动了一系列活动，帮助中国供应商赢得更多订单并增进他们对尖端制造的理解。与此同时，西方电子产品制造业萎缩。

据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数据表示，如今，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占所有智能手机制造商的70%，而且中国的技术复杂程度令多位专家表示他们甚至难以理解。“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进化的生态系统，”技术咨询公司D/D Advisors的创始人Jay Goldberg说。

中国的主导地位可以部分量化。2021年，该国接受审计以确认“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 认证）最佳实践的组织数量为426,716 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对于印度，这个数字是 36,505；美国为25,561。

这种数量级的优势重塑了全球经济，赋予中国仅次于美国的影响力。苹果进入了底层，并利用这种力量主导了科技行业。但现在，一场清算迫在眉睫。

“对于苹果来说，放弃这个系统是很棘手的，”戈德堡说。“你不只是说‘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建厂’，而该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都在华南。”

例如，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声波焊机——一种利用超声波能量融合不同金属或塑料的工艺——它可以召集任意数量的公司来运营生产线并雇佣劳动力。

“所有这些分包的、专业的利基公司，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戈德堡说。

图8：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

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经过多年建立的整个流程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很难被描述，但苹果和它的中国合作伙伴已经掌握了它。

眼下，苹果在面临脱钩压力之下，已然在印度、东南亚地区实施了多元化举措。

早在2018年，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纬创、富士康等果链企业分别在越南、印度准备产能；2019年，纬创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旧机型；2020年，近30% 对的Airpods产能迁入越南；2022年4月，鸿海印度厂开始生产新版iPhone 13系列，iPad、Mac、Watch等也相继迁入越南；2023年初，苹果代工大厂和硕、富士康均宣布将在东南亚扩大业务布局。

总  结

《误入歧途》一书的作者亚伦·弗里德伯格 (Aaron Friedberg) 表示，政界人士不应指责库克在20年前将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业务卷入其中。华盛顿当时鼓励公司与中国接触，希望它能灌输民主价值观。

Friedberg 说：“事实上，苹果允许这种情况发展到它所做的程度，只要它这样做了，就造成了这个巨大的问题，让自己无法摆脱困境。” “我毫不怀疑他们只是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他们可以照常营业。因为没有明显的出路。”

业内认为，考虑到成本问题和供应链多元化，苹果将组装厂迁移至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是无可厚非的，但中国仍将提供果链的主要产能，如果强行大规模迁移，果链将遭受切肤之痛。

除却厂房、设备、人才成本外，中国工厂长期以来形成的批量复杂产品制造经验在短期内也难以被取代。因此，业内认为，相较于“脱离中国”，苹果更想要“中国+1”模式，即以中国为主要生产地，再辅以其他地区的生产，在保证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加州供应链测绘集团Resilinc 的CEO Bindiya Vakil表示，苹果脱离中国甚至不可能发生，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也将需要很多年乃至几十年时间，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提供拥有相同的质量和规模制造组合，“要么直接在中国制造，要么至少有几个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的。”

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硬件分析师Woo-Jin Ho预测，到2030年，苹果或可将10%的iPhone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如果采取积极行动的话，最多可转移 20%，“看看中国创建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