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磊的《野史未必假》是一部聚焦中国历史上自三皇五帝至明清时期的22个著名野史传闻的著作。该书通过史料分析、逻辑推理和情景再现，试图揭示这些传闻背后的历史真相，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禅让制的真相：让了，又没有完全让

禅让制的真相

  禅让制实际上是被儒家学派理想化的，实际上上古时代选拔部落领导人的主流方式，还真不是禅让制。
  黄帝压服炎帝、打败蚩尤靠的是武力，之后炎黄部落的几位领导人，无论是少昊，还是颛顼、帝喾、尧、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黄帝的后人。
  世袭才是咱们华夏大地一开局的标配，禅让这种高端概念反而应该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

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一场权力斗争

  尧在选择继承人时没有直接指定，而是先征求了臣子们的意见。舜在正式继位之前立过很多功劳，其中最重量级的一项叫“平四罪”。
  禹的处境就十分险恶了。他初入职场就被贴上了“罪人之子”的负面标签，顶头上司给他制定了严格的绩效考核目标，所承接的项目又是史诗级的硬骨头，那前途真是惨淡得不行。治水，既是禹一生中面临的最大考验，却也是他逆袭翻盘的最佳机会。因为只有在治水过程中，禹才能调动海量资源，才能深入基层一线，进而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团队。就好比公司大领导憋着坏想收拾你，但有个核心项目又必须交给你干。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的，顺带着在干的过程中把所有的业务骨干、核心资源都收入麾下，只要你手中掌握的资源足够多，哪怕是董事长见了你都得客客气气的。
  诗仙李白曾在《远别离》中写道：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是的，我们的诗仙就曾“听说”过：尧是被舜囚禁的，亲儿子都见不着；舜是被禹流放的，坟头在哪儿都找不到。可见，唐代时就有观点认为所谓舜的“南巡”根本就不是一次正常的出差，而是大禹夺取权力后把舜放逐到了远方。
  当曹丕看完了汉献帝那篇“感人肺腑”的禅让诏书，正式代汉建魏后，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了不得的道理。登基典礼一结束，他就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所以并不是先有禅让制，然后才被世袭制所取代。禅让制的确存在，只不过不是主流。更准确地说，在人类文明从部落时代向国家进化的过程中，在原始公有制逐步过渡到私有制的历史进程中，禅让制才是那个不走寻常路的奇葩。

二、美女间谍的下落：西施和范蠡终成眷属了吗

范蠡的逃亡

  作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灭吴后的勾践面前摆着两个书写历史的方案：一个是卧薪尝胆[插图]，知耻后勇，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励志逆袭；一个是表面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背地里包藏祸心，厚颜无耻地用美人计。你要是越王勾践本人，你希望哪个版本流传后世？范蠡为什么说越王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甚至还劝文种跟他一起跑路？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复兴越国、灭亡吴国的整个过程中，范蠡和文种可以说是全程参与，深度绑定，什么丑态都见过，什么无底线的手段都用过，什么隐私秘密都知道。
  范蠡在功成名就后连退休金都没领，老婆、孩子也顾不上带，就急吼吼地找了条船出海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美人计”的真相

  “美人计”在整个吴越争霸中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使吴王夫差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收下西施，不是吴王夫差有多好色。他自以为收下的是越王勾践的女儿，是整个越国的臣服。既然南边已经安全了，那吴国接下来就要北上中原，争夺天下霸权。
  而伍子胥反对收下西施，是因为他从地缘冲突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彻底吞并越国之前，不应该倾巢而出北上，不然很容易被人偷了老家。
  夫差和相国伍子胥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要不要越国美女的问题，而是吴国“争霸北方”与“安定南方”的路线之争。君臣之间对于未来国家战略走向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伍子胥的死。因为他实在是威望太高，能量太大，已经成了夫差北上战略的最大阻碍，夫差只能除掉他。伍子胥死后，夫差就开始疯狂地北上用兵，这才给了越国追赶的机会。

三、“背叛”的名将：魏延真的有“反骨”吗?

  《三国演义》里把魏延描写成“脑后长有反骨”的逆贼，当众高喊“谁敢杀我”这种中二口号的脑残。但在真实历史上，魏延是和关羽一样独当一面的军区司令，是诸葛亮北伐的重要助手，更是蜀汉后期当之无愧的军界大佬。

“子午谷奇谋”​

  当时从汉中北伐曹魏要穿越秦岭，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叫“子午道”​，是通往关中政治、经济中心长安最便捷的一条路。魏延主张率领精兵五千快速穿越子午谷，长途奔袭，夺取长安，然后诸葛亮带领主力部队跟进，进而占领关中西部。但身为主帅的诸葛亮却认为魏延的提案太过凶险。子午谷虽在长安的正南方，但山路狭窄，路况堪忧，非常容易遭遇意外。不如老老实实走西边的祁山，平推陇右地区，这样 “十全必克而无虞”​，稳扎稳打才更安全。
其实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并不在于这个冒险的计划能不能实现，而是即便“子午谷奇谋”成功了，北伐也不会成功。

战役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区别

  诸葛亮的北伐，是以弱攻强，以外安内，以攻为守，甚至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为了北伐而北伐，不北伐都不行。蜀汉不但国土狭小，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丛生，想靠被动防御是守不住的。与其抱头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总比让敌人打进来划算。
   北伐是诸葛亮最后的旗帜和口号，能最大限度地强化蜀汉立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将所有人都调动团结起来。蜀汉真正能用来北伐的兵力大概只有八万。这八万人，就是诸葛亮手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筹码。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对他来说太冒险，就这五千人他也损失不起啊。
   而且即使魏延赌成了，长安拿下了，那又怎么样呢？这意味着诸葛亮将不得不带着蜀汉最后的八万主力，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上迎击曹魏的主力兵团，胜算基本上无限趋近于零。如果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失败了，赔的是魏延的五千精兵；成功了，赔的是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这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是个人都不会同意啊。
   强者可以犯错，而弱者却没有选择。这才是“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原因，也是弱者最大的悲哀。
  但不管怎么说，魏延并不是叛徒，这位蜀汉后期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不应该被贴上一个“脑后有反骨”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