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白居易，相交不相融的两位大伽

韩愈和白居易，一个百代文宗一个引领诗风，却关系平淡原因何在？

一位就是韩愈（768年－824年），一位是白居易（772年－846年），都是唐代各有建树的文学领袖，二人的交集不多，前期基本上没有往来记录，直到韩愈去世前几年才略有交往。

壹、成长经历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祖籍河北昌黎，大历三年（768年）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有美名，终秘书郎。韩愈三岁而孤，由从兄（堂兄）韩会抚养成人，自幼勤奋刻苦。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小韩愈四岁，大历七年（772年）同样出身在官宦世家，父亲白季庚曾任彭城令，官至襄州别驾。白居易自幼聪颖绝人，才华出众。

贰、宦海浮沉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由于无人推荐，三年吏部铨选不得，期间曾三次上书宰相，没有回应，直到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白居易虽然晚中举，却相对比较顺利，贞元十四年（798年），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相比韩愈要幸运得多。元和元年（806年）和元稹同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慰、集贤校理，而此时韩愈则为国子博士，教学授徒。

韩愈后迁都官员外郎，随即被贬为国子博士，因为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814年），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816年）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属中书省，可紫服佩金鱼袋），随即被谗贬为功曹，因裴度赏识，元和十一年聘任行军司马，参与平淮西，以功授刑部侍郎（正四品下）。

白居易则稳中有升，元和二年（807年）拜翰林学士，三年拜左拾遗，五年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丁忧，九年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816年）因为替元稹辩解，被弹劾母看花坠井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变为江州司马，这是白居易受到的最大挫折。在此之前，二人同朝为官大致近二十年没有交往记录。

韩愈性格耿直，面对当时朝廷内外争相拜佛，劳民伤财感到不满，于是元和十四年（819年）上疏《论佛骨表》，唐宪宗非常愤怒，几乎要杀掉韩愈，在宰相裴度、崔群等人的劝解下，被贬潮州刺史。后韩愈上书辩解，感动了唐宪宗，然而宰相皇甫镈（唐代是群相制）在罢免裴度和崔群后，嫉妒韩愈，怕被重用，于是改为袁州刺史。十五年（820年）才得以回朝，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在此期间，白居易从江州司马，转为忠州刺史，直到元和十四年冬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始著绯（紫服佩金鱼袋）。又和韩愈同在朝廷任事，然而从此开始了仅有的几年交往。

长庆二年（822年），韩愈转为礼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结果和御史大夫李绅二人不合，又贬为兵部侍郎，尚未执行，又改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而白居易长庆元年（821年）转中书舍人，从此开始波涛不惊的仕宦生涯，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侍郎、河南尹等，以刑部尚书致仕，生活闲适恬淡，最后在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去，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和韩愈相同。

叁、交往痕迹

韩愈和白居易二人交往也就两三年，二人诗词来往不多，白居易诗词中和韩愈有关的诗词有6首：《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思旧》；韩愈诗词和白居易有关的有2首：《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和《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而《昌黎集》中，则只保存了《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一首跟白居易有关的诗。

《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唐】韩愈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从这首诗来看，应该是张籍同他们二人相约，结果白居易爽约，于是韩愈以诗诘责：曲江如此美景，你白二十二到底有什么事忙却不肯来？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唐】白居易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则回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忙，只是不愿意大队人马前去招摇过市，况且下雨，因而在家自己赏景。可以说白居易这次是没有给韩愈面子。那么为何白居易不去赴约呢？主要是白居易觉着韩愈有点看不起自己，我们来看这首诗：

《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

【唐】白居易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

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

静吟乖月夜，闲醉旷花时。

还有愁同处，春风满鬓丝。

看来白居易有心结，那就是认为韩愈年龄比自己大，官职比自己高，因而有点瞧不起自己，并且白居易也心明如镜，虽然这首诗是“戏题”，可是却能看出白居易的心声，还是对韩愈有点不满意。并且在赠张籍的诗词《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有：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颇有点酸柿子的感觉。

肆、关系分析

那么，为何二人是如此不待爱见呢？难道真是文人相轻？其实不然，韩愈性格爽朗，不管达官仕贵还是贫苦学子，都是一视同仁，其门人弟子张籍、孟郊、贾岛、李翱、皇甫湜等，大多都是穷困潦倒时被韩愈发掘，提携推荐，从而名声远播。而白居易则性格平淡冲和，与人无争，诗词里面很少指贬他人，二人都是大家，因而不可能是因才相妒。那么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原因有四点，那就是政治派系、信仰问题、崇拜因素和性格导致，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一、政治派系不同，导致无法交流

韩愈刚开始在朝中无人赏识，因而很难得到重用，后来得到宰相裴度提携，因而得以擢升，平心而论，裴度能够奖掖后进，提拔人才，是“元和中兴”的功臣，因而韩愈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是维护和紧跟裴度，这没有问题。

白居易则同元稹交好，前面笔者有专文介绍，元稹有才，却人品低劣，并且趋炎附势、阿附权贵，在用人上颇有点嫉贤妒能，然而得到皇帝赏识，曾经一度当了三个月的宰相。裴度和元稹势同水火，曾多次上书弹劾。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甚笃，从校书郎开始就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且多次受到元稹照顾，因而于公于私都会维护元稹（当然，元稹死后，白居易和裴度在洛阳相互唱和，交往颇多。）。

还有一位人不太注意的关键人物，那就是李绅，李绅是唐代宰相诗人，以《悯农二首》著名，其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流传千古，其为人却滥施淫威、结党营私、制造冤狱，李绅和元稹关系深厚，著名的《会真记》就是李绅让元稹回忆之作，并且有诗词相和。

然而李绅和韩愈却相互不对付，李绅有皇帝爱护，韩愈有裴度等正直大臣支持，如同水火，在朝廷相互弹劾。白居易虽然不参与争斗，可是碍于元稹和李绅的关系，自然不会和韩愈交往，而韩愈痛恨李绅，裴度和元稹是对头，况且当时韩愈官职较高，自然也不会和元稹的密友白居易交往。这使得韩愈和白居易，在前期近二十年同朝为官，几乎没有交往的记录。

二、信仰不同，缺乏共同语言

众所周知，韩愈性格刚烈，不信佛道，对于当时社会崇佛拜仙、劳民伤财风气很不满，上疏《论佛骨表》，列举历代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而亡，以此讽喻，差点命丧黄泉，因而是铁杆的无神论者。

而白居易，前半生也是悲天悯人，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然后被贬后，后半生性格变得平淡冲和，看破世事，崇尚佛教，曾经把元稹死后给的六七十万钱润笔费全部捐给洛阳香山寺，在家吃斋念佛，因而是佛教的居家弟子。二人的精神信仰冲突，自然难有共同语言，因而很难有真心交往。

三、文风不同，崇拜偶像差异

韩愈和白居易，都是中唐的领军人物，相同点是对当时的文风都不感冒，都寄希望改革，然而对于改革方向却有不同理念。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白居易是“元和体”的主要代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倡通俗易懂符合格律的诗文。

事实上，从现在来看，二人提倡的都没有错，并且都结出丰硕的成果，韩愈成为“百代文宗”，白居易的诗词虽然褒贬不同，然而对当时和后代影响巨大，也是颇有建树。可是，二人对于前人的评价却造成龃龉。

韩愈和白居易都崇拜李白杜甫，然而在评价上却有不同意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这样评价：“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大意就是李白杜甫是当代诗豪，可是李白的诗词不讲格律，大概不能传世很多，杜甫比较重格律，然而也不过十分之三四，而自己“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虽然是夸赞，夸中带贬，这颇有点贬低前人推崇自己之意，说难听点是有点自恋。

韩愈自然是大不满意，原因何在？首先于私就不认可，因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因为为官有美政之誉，李白曾经撰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颂扬夸赞，因而可以说韩愈把李白看成父辈那样尊敬，自然不允许他人贬低；而出于公心，李白的诗词飘逸洒脱，浪漫豪放，不拘一格，千百年来为人敬仰，若是过于拘泥于格律就会束缚艺术魅力，这点白居易评价确实值得商榷，因而韩愈自然反感。

不过韩愈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在在一首诗里面回怼，《调张籍》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指出白居易眼光短浅，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一叶障目，关注细节，看不到李杜的伟大之处，堪称愚蠢。二人都是知名文豪，文章诗词一出，便四处流传，相互明争暗斗，自然难以调和，因而很难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