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文能治盛世，武可镇山河

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范仲淹回乡祭拜范氏宗祠。在苏州祖宅住了几天后，范仲淹决定在苏州南园旁边买一块地，在此处盖一处房屋，待老迈时回乡居住。

按照家乡的风俗，在破土动工之前，范仲淹请了风水先生瞧一瞧，风水先生告诉范仲淹：“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盖房子，将来的子子孙孙必定科举及第，世代将相，荣华不绝。”

如果换做旁人，必定喜出望外，没想到的是，范仲淹听完，立即打消了盖宅子的念头。大家很不理解，范仲淹解释说：

“吾家有其贵，敦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

范仲淹的意思是说：这块宝地，如果我自己盖私宅，只能富贵我一家而已。如果盖成苏州的府学，苏州的学子都来此地读书，将来必定人才辈出。

一年后，范仲淹奏请朝廷，将南园之地建为“府学”。此后数百年，苏州府学对苏州乃至全国的影响非常深远。宋元明清四代，苏州一共出了43位状元，其中一半来自苏州府学。除了状元外，其他进士多达上千人。

郑元祐在《学门记》评价：

“天下郡学莫盛于宋，然其始衣于吴中，盖范文正公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

意思是说，宋朝的地方官学之所以能兴盛起来，起始于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府学。苏州府学发展起来后，天下文教才兴盛！

范仲淹作为中国历史上亿万读书人之一，他的一个决定，极度繁荣了中华文化。他的格局和贡献，非常人能比。今天，笔者饱含感动之泪，来带大家认识一位几乎“圣人”的范文正公！

一、认祖归宗——游子未归春又老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在范仲淹之前，苏州范氏并没有什么名气，而且，范仲淹是后期才认祖归宗的，在很长一段时间，范仲淹并不姓范，而是姓朱。《宋史·范仲淹传》记载：

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用现在的话说，范仲淹的命并不好。他两岁的时候，父亲范墉便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个叫朱文瀚的读书人。继父朱文瀚对他很好，给他取名为“朱说”。

在范仲淹中举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朱文瀚的儿子。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朱家的两位堂兄弟大肆挥霍，范仲淹前去劝说，没想到两位堂兄弟轻蔑地对他说：“我们挥霍朱家的财产，你有什么资格过问！”

范仲淹茫然，他难道不姓朱？他回家问母亲，这才知道自己本来姓范。史载：

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

范仲淹得知自己的身世后，痛哭不已，他跪下给母亲和继父叩首，辞别他们，来到苏州认祖归宗。没想到，苏州的族人听闻他归来，不愿承认他的身份，因为怕他会分走一部分财产。

其实，当时的苏州范氏并不显赫，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到来，若干年后，苏州范氏才能声名鹊起，影响千年。

当时，范仲淹已经中举，因族人不接纳他，他只得到寺庙中读书。范仲淹每天煮一锅粥，待粥凝固后，用刀一切四块，早晚各两块，这便是他一天的口粮。这就是成语“划粥断齑”的出处。

其实，当时曾有好心人给范仲淹送来美食，范仲淹坚决不吃。他说，一旦今天吃了山珍海味，明天怕是吃不下粥了。

自古以来，都不缺乏贫寒之人。缺乏的是贫寒但有志向之人。范仲淹身世不佳，委身破庙，仍不坠青云之志！这等人物，值得后辈尊敬。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开科取士，当年的进士榜上，出现了“朱说”的名字，当年，他26岁。两年后，他担任集庆军节度使推官，才正式回归本宗，改回那个响亮的名字——范仲淹。

二、不默而生——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和许多寒门学子一样，进入仕途时都是从小官做起。然而，萤火虽小，他并没有黯淡。范仲淹以家国为己任，他不断上书，批评地方官员，针砭朝政，主张革新。范仲淹的这种“刺头”行为，虽然增加了自己的名气，却与仕途“无益”，他被一贬再贬。

当时，范仲淹的好友梅尧臣给他写了一首诗，名曰《啄木鸟》，梅尧臣劝范仲淹，做官不能像啄木鸟，虽然啄了虫子，但最终却引来杀身之祸。

范仲淹不听，梅尧臣又写了一篇《灵鸟赋》，寓意做官不能学乌鸦，乌鸦不停地叫，会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乌鸦。梅尧臣希望范仲淹从此能够闭上嘴巴，懂得和光同尘。

范仲淹最后给梅尧臣回复了八个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700多年后，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过一句“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被全世界推崇。殊不知，早在700多年前，范文正公的8个字，就表达了同等意思。范仲淹不怕死，不怕不吉利，他要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大声疾呼，唤醒庞大的官僚系统。

天圣五年（1027年），38岁的范仲淹回乡为母守丧，当时北宋名臣晏殊正好被贬为应天知府，晏殊虽然是前辈，但他久闻范仲淹的才名，邀请他到应天书院任教习。范仲淹欣然前往，在应天书院，范仲淹以身示教，倡导士大夫谈论天下时政。范仲淹慷慨激昂，很快便让书院焕然一新，天下学子听闻范希文之名，无不称赞。其他书院进而模仿，北宋文人畅谈国事，便由此开始。

次年，范仲淹向朝廷上万言书，恳请宋仁宗刷新吏治，裁汰冗员。当时，晏殊已经回到京城，他把范仲淹的奏折拿给宰相王曾看，王曾拍案叫绝，立即向宋仁宗建议，调范仲淹入京。

入京后的范仲淹，仍然不失本色，他率领群臣要求彰显太后（刘娥）撤帘，还政于宋仁宗，因此遭到太后的打压，不久就被贬出京城。

三年后，太后驾崩，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他却遇到了“废后事件”。宋仁宗受宰相吕夷简的挑唆，要废郭皇后，范仲淹率领谏院诸位同僚跪在垂拱殿门口，坚决反对。吕夷简出来相劝，范仲淹当庭和吕夷简辩论，最后驳得吕夷简哑口无言。《宋史》云：

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

范仲淹虽然硬气，但宋仁宗正在气头上，因此，范仲淹又被贬出京城。

他先得罪太后，又得罪皇帝。在两次贬黜生涯中，范仲淹先后在河中府、陈州、睦州、苏州为官，范仲淹兴建学堂，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他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本文开头提到的苏州府学，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不畏贬黜，因为他有拳拳之心；范仲淹不畏辛劳，因为他爱民如子。

三、戍边西北——将军白发征夫泪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率军大举进犯北宋疆土，在三川口之战中，宋军惨败，朝野震惊。次年三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和韩琦一起，经略陕西。

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整改军中旧制，让宋军焕然一新。第二是开展分兵训练，轮流御敌策略。第三就是有目的地培养人才。宋朝重文轻武，自太祖开国之后，鲜有良将。范仲淹在西北陆续挖掘和拔擢了狄青（下图）、种世衡、郭逵、张亢、王信、周美等名将。

狄青自不必说，在遇到范仲淹前，狄青虽然会打仗，但只是一介莽汉，范仲淹教导狄青读《春秋》和兵法，终狄青一生，一直视范仲淹为老师。

种世衡所带领的种家军，在北宋时期鹤立鸡群，这种成就，少不了范仲淹从中的点拨。

在西北，范仲淹还遇到了另一位有志少年，此人就是后来的大儒张载。当时，张载还是青葱少年，他听闻范仲淹在延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见，希望弃笔从戎，上阵杀敌，并且向范仲淹献上了自己的《边议九条》。范仲淹爱惜人才，和张载谈论半日，觉得张载是可塑之才，若是当兵，恐怕会被耽误。《宋史·张载传》记载：

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范仲淹告诉张载，你不必热心于兵事，以你的才华，只要坚持学习，定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临行前，范仲淹送张载一本《中庸》，他告诉张载，勉励他潜心儒学。

于是，在遥远的北宋西境，一位少年被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从此致力于儒学研究，最终成为北宋儒学的鼻祖之一。张载后来提出四句话，被称为“天下读书人的终极使命”成为千万读书人的座右铭，即“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是圣人，但他用自己一颗纯洁之心，培养了另一位圣人。

范仲淹在西北经营了两年多，时间虽不长，西北军却从此脱胎换骨，范仲淹派兵陆续夺回了塞门，修复万安城，攻破白豹城，迫使西夏撤军。范仲淹还修筑要塞，把唐朝12座废弃的要塞修建为城，让流亡的百姓得以回归。

庆历二年，李元昊兵分两路来犯，宋军再败，葛怀敏等16名将领战死，关中震动。范仲淹听闻后，连忙率领6000兵马来援，以少胜多，逼得西夏军再度撤退，宋仁宗由此对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叹服，加封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

接下来，范仲淹恢复旧第，朝廷也先后调任文彦博等人守秦州、庆州、渭州，范仲淹招纳羌人，爱护兵士。最终通过庆历议和，促成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宋史》云：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

作为北宋名臣、一代名儒，后世皆知范仲淹的政治文学成就，而他的军事成就则容易被忽略。若抛开范仲淹的文治功劳，他绝对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儒将。

四、庆历新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庆历三年，西北边境稍定，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任枢密副使。八月，范仲淹又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宋仁宗多次向范仲淹征询政务，范仲淹看出宋仁宗有革新之心，于是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条改革纲领，包括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等，范仲淹此举，得到了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宋仁宗最终颁布天下，决定实行新政，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就在“庆历新政”实施的前一年，有一位大才子考中二甲第一名，他的才学得到了晏殊、欧阳修的极度认可，他一度拜欧阳修为师。这名大才子，叫王安石。

次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四人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虽然只是淮南节度使判官，但他对新政非常关注，他每天收集有关新政的邸报，对范仲淹等人佩服不已。不知不觉中，“变法”二字，早已深入王安石之心。范仲淹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的一颗丹心，早已影响着下一代年轻人。

纵观历史，每一次改革，必然要伴随着流血，因为改革势必会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庆历新政也是一样。庆历五年，新政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为了阻止新政的推行，另辟蹊径，说革新派是“朋党”，范仲淹、富弼等人遂遭罢免，改革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到邠州，后来又改知邓州，范仲淹到达邓州后，设立花洲书院，闲暇时他亲自来书院讲学，邓州周边的学子每次听闻范仲淹将要开课，不远百里，都来听学。史载：邓州文运大振！

北宋和隋唐最大的不同就是贵族门阀的消失，北宋时期，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崛起，而这种崛起，大多需要人来引导。范仲淹每到一地，都要引导读书人走科举仕途，为国养士。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范仲淹的言传身教，不仅影响了一代人，更影响了北宋的国运。

范仲淹在邓州任职三年，正是在邓州，他写下了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他的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振奋了无数学子。

我们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在得意的时候在做什么，更要看他在失意时做了什么。范仲淹改革失败，几经贬责，但他没有忘记初心。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显示出一代政治家的格局。

五、千年义庄：后天下之乐而乐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年满61岁的范仲淹调任知杭州，范家的几位子弟以为范仲淹要隐退，商议共同在苏州吴县购买田宅，供范仲淹安享晚年。等范仲淹听闻后，田宅已经买好了，范仲淹当时非常生气，后来又转怒为喜，他自己出资，将田宅扩大至千亩，成立“范氏义庄”。范氏义庄每年的田亩收入，范仲淹分文不取，全部用来供养范氏子弟读书，并且资助附近贫困的乡民。

范仲淹制定了详细的义庄章程，不仅规范义庄今后的管理和维持，还设立了捐赠的通道，让有能力者持续捐助，然后对有困难的族人乡民持续援助，不管是科举、嫁娶、丧葬、口粮、救灾，只要是范氏义庄力所能及的事情，都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

其实，范仲淹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个创举，是中国早期较为成熟的非宗教慈善机构，而且，具有可延续性。

60岁以后的范仲淹，虽然远离中枢，但他仍在庙堂。虽然在庙堂，仍然忧其民。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被调到青州，因身体多病，又改至颍州。第二年（1052年），范仲淹带病到颍州上任，五月二十日，范仲淹路过徐州，身体已经难以支撑。次日清晨，艳阳高照，徐州城一片寂静，因为世间少了一位圣人。

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当年十二月，他被葬在河南洛阳的万安山下，宋仁宗亲赐“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范仲淹去了，范氏义庄的屋顶仿佛更加高大，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继承乃父之志，继续发展义庄。

靖康年间，范氏义庄被金人破坏，到了南宋时期，范仲淹的五世孙范之柔对义庄加以整顿，恢复原来的规模，继续着家族的“义举”，至此，范氏义庄再未间断。

到了明朝末年，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范允临临终前将所有家产再度捐给范氏义庄；清朝前期，大同知府范瑶为了光大祖宗之志，又捐赠田亩1000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庄已经有5300亩的规模，延续了八百年，运作良好，被救济之人，多达数万。

历经朝代更迭，历经世事沧桑，范仲淹的义庄，犹如不老之松柏，被一代一代人继承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土地私有制，范氏义庄无法维持，范氏后裔范君博、范烟桥等人最终决定，在原范氏义庄旧址上建立私立学校，命名为“景范中学”，意为敬仰范仲淹之意。时至今日，在范仲淹先生诞辰1000年后，苏州市景范中学仍在，只是，由私立变为公立，俨然成为当地的地标。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不乏悠久的学堂、书院，景范中学虽然只是中学，但它的历史积淀并不输给那些“前辈”。因为这所中学的背后，是千年义庄，千年义庄的背后，总让人不禁想起千年前的那位圣人。

罗大经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