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球城市变迁研究报告

第一章全球城市概述

全球城市 (Global City)，又称为世界城市 (World City)、国际大都市或国际都会城市，是指在财富、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城市文明与软实力的影响达到鼎盛，“全球城市”一词亦渐渐为人熟悉，并通过社会学家 Saskia Sassen 在她 1991 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中普及。

《伦敦新闻画报》早于1886年已经用上“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词来形容利物浦这类不合比例地左右全球商业情势的城市；苏格兰著名生物、社会、地理学家和都市规划的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在1915年时也同样使用过“世界城市”一词。20世纪末荷裔美籍学者萨斯基亚·扎森认为世界有“三大全球城市”，并与大都市及巨型都市相对。

1.1 评判标准

2006年全球城市会议在利物浦希望大学举行，旨在确定“全球城市”的定义，评判标准包括城市形象、叙述、经济、规划和市民体验。

全球城市的标准随着时间和来源的不同而变化；共同特征包括高度的城市发展、人口众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存在、重要且全球化的金融部门、发达且国际联系的交通基础设施、地方或国家经济主导地位、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创新或文化产品输出。

人口数量并不是衡量“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当今世界很多城市都拥有数以千万的人口规模，如埃及的开罗、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等，但这些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没有掌握绝对话语权，因此无法称之为“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必然要在组织和控制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诞生，并赋予其持续的生命力？根据弗里德曼和萨森的观点，一个城市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发挥的影响力，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和控制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个城市可堪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核心要素，而城市的土地面积、规模、文化等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则相对微弱。

对全球城市的增长来说，大规模的制造业并不是发展重心所在，驱动其发展的核心在于少数、关键部门的拓展。企业总部、国际金融、交通运输、通信技术，以及高水平的商业服务（如广告、会计、保险和法律服务等）是世界城市极力推进的领域。由此可见，苹果、三星、福特、宝马、西门子这些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投资方，对全球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2 全球城市特点

经济特点

国际性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跨企业）集团（综合企业）等总部的进驻，并设有影响世界经济的证券交易所
对城市本身GDP、所在地区甚或整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有重大经济贡献
主要证券股票指数所在地
提供多种国际金融服务，特别是金融、保险、房地产、银行、会计和市场方面的服务
位列生活费用最昂贵城市排行榜前列位置
重大等金融储备和支出，当地政府等财政状况
城市就业人口，平均工资等情况，个人财富，不动产总值，城市总财富，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数量

政治特点

对国际事件和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力和参与度
设有国际机构总部
数目庞大的城市市区人口、大都会中心区人口（通常数以百万计）或大都会区人口
人口组成多样，多元化，聚集度，人口的流动性。
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宜居程度等）或城市发展高
拥有移民人口的社区

文化特点

蜚声国际的艺术机构或组织，博物馆、艺术馆、歌剧团、芭蕾舞蹈团、管弦乐团、电影中心、剧场等
文化气息浓厚，不缺电影节、首映、热闹的音乐或剧院场所、艺术中心、街头艺术表演和年度节目巡游等
响亮而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媒体
强大的体育硬件、竞技社群，以及举办国际体育盛事诸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或大满贯网球赛等的能力和经验
著名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如拥有知名大学、国际学生人数多、研究设施完善等
各个宗教的朝圣中心
因为移民者多，特别是市内异文化云集，所以造就多元而独特的城市文化
观光事业蓬勃，在文化历史丰富人才辈出的古城，闻讯远来的旅人众多。拥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世界文化遗产
为艺术作品、社群网络传媒、电视、电影、电视游戏、音乐、文学、报刊、文献等所描绘或提及的次数多

基建特点

先进发达的交通系统，提供多元化的运输模式
规模庞大且使用率高的公共交通系统，铁路使用率高、汽车数目大并有重要港口
一个作为国际航线中心的国际机场，并有航空公司以其作为枢纽，并拥有庞大的客运（包括国内及国际线）或货运量
先进的通讯设备，如光纤、无线网络、移动电话服务，以及其他高速电讯线路，有助于跨国合作
完善的医疗配套，包括医院、医学研究所等
壮观的天际线和摩天大楼群

第二章主要排行榜

全球城市的称号对一个城市的形象而言是有正面影响的，很多组织和机构都在对世界各大城市进行分类和排名，评比标准通常倾向于以尺度值来决定，例如，一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其最大产业，那么该城市便属于世界城市；又或以逼近判定来决定，即如某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比其他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加起来还要大时，该城市便属于世界城市。

全球城市的主要排行榜有：

Global Cities Index
GaWC Study
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
Global Economic Power Index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The Wealth Report

下面以其中的三个主要排行榜进行分析，分别为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Global Power City Index，2022 年全球顶级商业城市。

2.1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

排行榜简介

总部设于英国罗浮堡大学地理系的“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GaWC) 是一个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之间关系的智囊团。

GaWC 由Peter J. Taylor于 1998年创立。与 Jon Beaverstock 和Richard G. Smith一起，他们创建了 GaWC 的全球城市分类。GaWC研究全世界各个主要城市，然后根据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这四种 "高级生产者服务 "的连接性，每两年一次将全球城市按其国际联系程度分为 Alpha、"Beta "和 "Gamma "三个等级。

图 2022 Alpha城市列表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Wikipedia

2.2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排行榜介绍

鉴于全球城市之间的竞争，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根据城市的“吸引力”，即吸引全球人才、资本和企业的综合实力，对全球主要城市进行评估和排名。它通过衡量 6 个功能——经济、研发、文化互动、宜居性、环境和可达性——提供多维排名来实现这一点。GPCI不仅通过排名，而且通过分析排名的具体组成部分，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掌握全球城市的优势、劣势和挑战。

图排行榜总览

图 Top 城市得分偏差波动

数据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GPCI 2022

榜单分析及未来展望

伦敦和纽约从GPCI-2018开始的上升趋势已经停止并开始回落，而东京和巴黎则一直在追赶前2名的城市。新加坡已从去年的上升中回落，拉大了与巴黎的差距。伦敦连续第 10 年保持第一的位置，但整体得分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可访问性显着下降，因为伦敦在国际交通网络中的优势由于疫情的影响而丧失。尽管如此，伦敦在宜居性和环境方面的排名有所提高，并在所有领域取得了平衡的优势。

作为一线城市，纽约在经济和研发方面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在环境方面，纽约通过提高城市清洁度满意度得分提高了排名。然而，作为城市年度挑战的宜居性，由于工作环境得分下降，排名进一步下滑。结果，该市的优势领域和劣势领域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东京的得分比去年有所提高，赶上了伦敦和纽约。尽管它在研发方面将第三名让给了洛杉矶，但在宜居性方面却升至第 9 位。去年阻碍该市发展的工作方式灵活性的改善促成了这一改善。在文化互动方面，该城市通过举办奥运会提高了其“引领潮流的潜力”，并接近排名第三的纽约。

2.3 全球顶级商业城市

榜单介绍

根据2022年一月最新的Global Business Cities Index评出的全球顶级商业城市。

图榜单总览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榜单分析及未来展望

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在Statista最新的全球商业城市排名中名列第一。Statista 全球商业城市报告根据企业层面决策最相关的数据评估世界各地经济相关的城市。除了人口规模和 GDP 之外，许多其他因素在确定城市适合作为商业地点的程度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总体指数基于多个分项指数： “经济”维度考察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商业环境”部分侧重于基础设施和物流。“社会”分析了人口发展以及教育和生活水平的领域。“魅力”维度突出了旅游、文化和环境等方面。香港这个大都市在“商业环境”类别中得分特别高。

2.4 排行榜总结

今天全球城市的影响和吸引力已不再局限在经济层面。它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凭借先进、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成为世界主要的文化中心。上海、香港、洛杉矶、伦敦等全球城市，其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不仅增添了城市的韵味，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化人才落户和国际旅游业繁荣。

全球城市的生活质量也愈来愈引起人们重视。城市休闲娱乐的可及性、通勤交通的可达性、日常生活的便捷性，都日渐成为打造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从这个标准衡量，北京近年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不仅困扰着市民健康，更成为阻碍跨国企业进驻北京的门槛。另一方面，发达快捷的公共交通也很重要，纽约、巴黎、香港、新加坡等地拥有的高密度地铁网，支撑着这些全球城市的高速运转。

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都在被全球资本驱动，作为生产和市场的空间组织和衔接的基础节点，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第三章全球城市分析

3.1 城市地区的居住人口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小社区中。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从农村大规模迁移到城市地区。

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前景的数据，现在有超过 43 亿的全球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这意味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2017 年为 55%）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联合国估计这一里程碑事件——城市人口数量超过农村人口——发生在 2007 年。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Word Bank

3.2 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

在西欧、美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中东的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超过 8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东欧、东亚、北非和南部非洲以及南美洲的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50% 至 80% 的人这样做。在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Word Bank

3.3 人口随着变得更富有而城市化

在图表中，我们显示了 y 轴上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与 x 轴上平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城市化与收入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它们往往会变得更加城市化。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充分证明。

然而，城市化是复杂的：城市环境（如果发展成功）有许多公认的好处，包括高密度的经济活动、较短的贸易联系、人力资本的利用、共享基础设施和劳动分工。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Wikipedia

3.4 城市化比例全球图谱

已实现100%全球化的国家及地区包括安圭拉岛 Anguilla，百慕大群岛Bermuda，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直布罗陀 Gibraltar，香港 Hong Kong，科威特 Kuwait，澳门 Macau，摩纳哥 Monaco，瑙鲁 Nauru，圣马丁岛 Saint Maarten，新加坡 Singapore，梵蒂冈 Vatican City。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第四章具体城市分析

根据之前分析的排行榜最新排名，我们可以观察到经常上榜的有香港、伦敦、巴黎、东京、新加坡、纽约、上海等七个城市，因此我们选取以上城市进行具体分析。

资料来源：资产信息网千际投行 Wikipedia

分析采用2022年1月的Global Business Cities Index评出的全球顶级商业城市。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Statista

4.1 香港

香港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一。

历史沿革

香港的经济史，基本上是贸易的发展史。自一八五零年代中期起，香港受英国体治已超过一个世纪。这个时期，香港自始即成为南中国的转运港，引送进口货物往中国内地，并转运中国内地产品至世界各地。此时制造业只是胚胎期，主要供本地使用。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连转运口贸易亦停滞不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中国内地人民涌入香港，其中有些企业家携带着资金和专业技术到香港另起炉灶。在朝鲜战争期间，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打击，贸易数字锐减。传统的谋生方法遭受严重剥夺，加上百万人口的涌入，迫使香港另谋生路。由于香港极度缺乏天然资源，发展非资源密集之工业遂成为香港唯一的出路。

一九五零年代，是香港经济形态迅速转变之时期。转口贸易给香港以更有效率的银行体系，以及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设施﹔另一方面由中国内地流入的资金和劳动力也是一重要条件。当时世界市场正在扩展廉价劳工之密集生产，香港在放任政策下乃能奠定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现今香港虽仍靠贸易为生，但主要以自己的制成品来代替以往之转口贸易，也就是说香港在当时正由一个转运港变成一个工业城市。而自一九六零年代以来，香港贸易结构亦有转变。首先在价值方面，所有贸易都呈大幅度的成长，而本地出口也大幅的增加，这主要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改变转口遽增的结果。

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开始，香港出现战后第二次经济转型，发展动力逐渐由制造业转移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行业。首先，一连串内外因素限制了港制产品的增长，影响最大的是：台湾和韩国的竞争、西方经济的放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香港劳工缺乏和工资的上涨。

另一方面，全球性的金融革命也在此时由欧美扩展至东亚。香港自由开放的金融体系、安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健全的司法制度、低税制，再加上恰当的地理位置，很自然的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在东亚的基地。

最后随着人口的膨胀，个人平均所得增加，区内旅游业蓬勃，对金融服务等一般劳务需求相对增加。在中国内地实行开放改革以后，香港制造业工序大规模的北移，转口贸易复苏，更多跨国企业来港开业更是作为拓展对华贸易的桥头堡，香港第三产业也日益发达。

在九七回归后，香港因为还是属于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所以还是维持以往一定的经济基础架构，并更快速的和澳门、广州，及整个珠州三角洲地区相结合，形成一个经济体。

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际金融大鳄联手操纵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扰乱香港金融秩序，港股一泻千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危急时刻，中国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坚决支持特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特区政府果断投入上千亿港元，打响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

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很快，《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之际签署，饱含着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维护繁荣稳定的关切和决心。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支持内地企业到港上市、香港成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圳前海商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新试验，引来香港人对内地的新一轮投资热潮。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也为香港预留了席位。“一带一路”将为香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已成共识——香港可以发挥所长，成为“一带一路”主要金融和风险管理中心的首选“一站式目的地”；为此，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了5个重点推进方向。“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据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从1995年起，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在63个经济体中排名全球第二；《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外资流入目的地，香港居全球第三，2018年对外投资方面，香港以850亿美元居全球第四；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25年占据榜首，报告还赞扬香港是极具竞争力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抗逆境能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公布，明确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不同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落地正处于进行时。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移动支付已经打通，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香港居民在香港远程开立跨境内地银行账户的试点也开始实施。

现状分析

香港于 2017 年推出智慧城市计划，被称为香港智慧城市蓝图，重点关注流动性、生活、环境、人、政府服务和经济六个领域。为加强流动性，政府不仅将现有的流动应用程式，如HKeTransport、HKeRouting 和eTraffic News 整合为一个应用程式，还安装了车载装置(IVU) 向通勤者传递实时交通信息。

此外，机场现在在指定区域包括面部生物识别和自动驾驶车辆。其他出行举措包括公共交通数字支付、智能行李牌、智能交通信号系统和自由流动收费系统（将于 2024 年推出）。该市的智能生活计划提供超过 37,000 个免费公共 Wi-Fi 热点、每位居民的单一电子身份、促进医疗保健透明度的电子健康记录共享系统以及 10 亿美元用于老年人和康复护理的创新和技术基金。治理方面，开展400个多功能智能路灯试点，实时采集数据，更好地为公共服务。

指标

图香港概述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生活成本 - 香港生活成本比东亚其它地区高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人均寿命 - 香港人均寿命世界第一：84.7岁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安全性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4.2 伦敦

伦敦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二。

历史沿革

伦敦金融业发展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要追溯到五个世纪以前，它的发展是与英国的贸易实力和海军实力发展同步的。在16世纪下半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英国海上探险家开始向亚洲和美洲开辟航线，同时，与北欧和地中海的商业中心的商业交易逐步扩大。贸易和航运的逐步增长，为交易中心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交易和金融交易需求。

到17世纪，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随着贸易结算资金的积累，诸如股票等金融服务产品逐渐产生。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将一平方英里中心区域内的一条街命名为“伦巴德街”(Lombard Street)。当时英格兰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高速发展，能够轻易驾驭任何数量的货币；另外一部分则如死水一般，不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货币。

白芝浩在书中描述了伦巴德街如何在英格兰迥然相异的两部分之间扮演着永久代理人的角色。他还指出1870— 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伦敦城迅速成为欧洲的庄家。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伦敦金融城成为整个欧洲的银行。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中心也被定义为：集群的金融服务者为一个地区、一个大陆或者整个世界提供金融服务，或者作为一个中心区域来协调和清算区域中的金融交易。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伦教逐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1890—1914年：黄金时期

“帝国引擎的统治者”——伦敦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此时帝国主义已不鲜见，英国资本随波逐流。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资本有两次外流浪潮。从1861年到1872年，英国国外净投资从占 GNP的1.4%上升到7.0%；1913年英国国外净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峰9.1%，这一比率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超越。这为英国带来了巨额外资。按绝对价值计算，这一数字增长了十倍之多，达到31亿～44亿英镑，而英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5亿英镑。换句话说，资本外流为英国积累了巨大的国外资产存量，英国投资于外国的财富份额从1870年的17%上升到1913年的33%。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达到如此多的国外投资，最接近的法国，同时期的外国资产还不到英国的一半，而德国仅仅略多于英国的四分之一。

伦敦金融城当仁不让成为20世纪初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伦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货币、资本和全球唯一的国际性证券市场。它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是全球贸易和运输的中心。在此期间，它也曾受到其他国家的有力挑战，最突出的就是纽约、巴黎和柏林。

这一阶段，伦敦金融城里的住宅业和制造业逐步消失，因为这两者所带来的收益已经无法与贸易和金融活动所产生的租金和收入相提并论。伴随着电报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所带来的快速通信能力，伦敦金融城日益国际化，伦敦已经成为全球闲置资金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闲置资金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正收益。同时，伦敦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融资市场，越来越多的融资者到伦敦融资，包括外国政府和企业等，为保持货币市场稳定，英格兰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

（2）1914—1958年：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倒退

伦敦金融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到1931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复苏阶段。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将英国企业银行体系转变成有利于金融城和英国海外贸易的欧洲体系是几乎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除了德国，伦敦金融城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纽约。在准备英镑恢复战前平价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从1924年年中开始急剧反对对外贷款，并从1924年11月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关闭了伦敦市场。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战云密布，英国当局从财政上来应对当时的主要敌人，手段主要是外汇管制和控制资本流动。

随着英国对外宣战，政府开始接管进口采购，并放弃了承兑人服务。因此，在1939——1945年二战期间，伦敦金融城的金融“马达”运转放慢，这也导致伦敦金融业发展放缓。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纽约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令伦敦金融城雪上加霜的是，为了换取美元用以从美国购买重要战争物资，英国被迫抛售其投资者长期积累下来的巨量美元证券资产。随着美国经济在一战时的繁荣，美国投资者不仅能够赎回这些外国持有的证券，而且开始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同时，美国银行能够提供国际贸易所需要的信用，这极大地增强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相比之下伦敦金融城则失去了大部分的美国业务。

一战以前，纽约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它不仅控制着北美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而且还拥有能够代替伦敦金融城的人员、银行、经纪行和市场，这些市场不仅仅在美国，而且还包括拉丁美洲。至二战末期，纽约已经取代伦敦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快速重建经济所采取的措施被证明过于超前，它要求战后美国对英国提供贷款，而这也直接导致了1947年的兑换危机。然而，这一时期世界贸易不仅快速恢复，而且还实现了持续增长，从1948年的530亿美元增长到1951年的750亿美元。尽管受到持续的货币创新、高额关税、控制资本流动以及冷战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仍然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复苏。这为伦敦金融城重建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1953年开始，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城的发展和复苏，成为银行建议政府进一步解除管制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金融城来自国际金融服务的年收益从800万英镑增长到3000万英镑。1945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美国那时站在了世界的顶峰”，这在20世纪50年代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且经济繁荣，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能够享有汽车、郊区房产和其他消费品等繁荣经济的产物。

（3）1958—1980年：长期繁荣和机遇期

这一时期，尽曾强大的帝国已经衰退，英国成为第三大军事国家，伦敦金融城却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1958—1980年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59—1971年，被称为长期繁荣阶段，这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GNP年均增速达到5.4%；1964-1972年，国际清算银行国家的名义净国际银行信贷（按复利率）年均增长33.6%，与之相比，GDP年均增长仅为9.6%，贸易年均增长12%。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低增长和高通胀的滞胀现象，但是1974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流动性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两方面仍快速增长。伦敦是这些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交易催生了伦敦金融城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对金融机会和风险知识的需求、避税知识的需求以及满足国际银团信贷的能力需求。

（4）1980—2000年：全球引擎

时任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James Gordom Brown）指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在吸引投资和促进竞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是英国和欧洲经济体重要的一环。"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城市增长规模和重要性之间的矛盾使英国金融公司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的重要性日渐衰弱。21世纪初，伦敦金融城内，在外资银行、外国金融公司或者国际投资银行巨头里工作的一半以上人员是外国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金融城扩张的潜在因素是一组推动国际服务扩张的基本驱动力。存款、贷款、股票、债券、抵押贷款等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产出的增长率，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变得更加成熟，金融资产占国内产出的比重上升。金融资产管理也发展成了金融服务业的活动。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典型的金融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国内产出增速。经济发展与金融服务业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样适用于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服务，即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全球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也更加迅速。

1945年后，全球经济和贸易或快成慢地不断增长。世界贸易直接促进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交易、外汇交易、航运和空运经纪、国际保险业的总体快速发展。通信技术的进步，迅速增强了金融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并降低了成本。航空技术的提高缩短了出行时间，并降低了成本，使得基金经理人和私人投资者能够更容易访问外国的金融中心，促进了金融城国际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

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涉足其他行业，如英国的大集团包括Invesoo Perpetual，Legal&General，以及M&G证券。实际上，因为英国上市公司无论规模多大，最终都归机构投资者所有，随着公司治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投资者也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讲，伦敦金融城不仅包括金融机构，很多大的非金融公司同样也包含在伦敦金融网络之中。英国和法国的金融市场领先于欧洲其他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韦鲁塞尔、汉堡、法兰克福等），并且从1870年后也领先于柏林和纽约。

这一局势在20世纪首先随着纽约的崛起而有所改变，东京紧随其后。20世纪20年代，伦敦、巴黎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到1945年，纽约在全球确立了主导地位，势头盖过伦敦和巴黎。伦敦在20世60年代王者归来，东京在即年代迅速明起，两者基本与纽约平起平坐成为金球金融中心，巴黎虽在60年代做出一定努力，但仍处于第二阵营，排在法兰克福、苏黎世和香港之后。直到20世纪末，巴黎才重新显示出成为欧洲重要金融中心的实力。

伦敦金融城是如何得到扩展的呢？传统的伦敦城只是一个地理区域，然而从1980年起，一些国际银行和其他从事金融批发业务的公司将业务延伸到周边区域，特别是金丝雀码头区域。20世纪80—90年代，距离伦敦金融城约3英里的废弃码头崭露头角，发展成为另一个国际金融服务据点。金丝雀码头区域的发展起于1985年，当时竭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伦敦行行长Michal Von Clemm无法为公司规划的大型开放式交易大厅租到现代银行投资者所要求的一流场所，便组织财团联合在西欧进行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在71英亩的土地上建成85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目前现状

伦敦的智慧城市计划 Smarter London Together 于 2018 年启动，由政府与 Nesta、Future Cities Catapult、Accenture 和 Transport for London 合作运营。该倡议旨在利用数字技术彻底改变能源、交通、文化、健康和环境等领域，并促进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与技术公司 Itron、Urban Control 和 Wi-Sun 合作部署 12,000 套智能街道照明。这里使用的主要技术是场域网络（FAN），它具有自我形成和自我修复的特点。

伦敦交通平台是一项移动计划，它使通勤者能够利用环保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和阿联酋航空缆车。在数字安全方面，伦敦市长和警察部门之间的一项名为伦敦数字安全中心的联合计划，致力于保护中小企业免受数据盗窃。此外，互联伦敦计划有望为整个城市带来 5G 连接，包括公共建筑和街道。

图伦敦概述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生活成本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人均寿命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安全性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经济活动效率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4.3 巴黎

巴黎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三。

历史沿革

巴黎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她的神奇之处在于，她一直在用前沿创新的规划建设手段并拥有时代当下最时髦的建筑，但这个城市仍旧成功地保有古老的气息，稳重又充满朝气。正是如此，巴黎才能散发出如此独特的气息，吸引着最文艺的青年、也吸引着有活力的科技人才。今日之巴黎，既来自于她悠久的历史，也来自于她在城市建设进程中的几次伟大变革。

巴黎的城市发展史也是一座城市如何适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从而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模板。在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工业遗存活化、城市更新规划、城市治理、城市美学、理想的城市生活环境等诸多议题上，巴黎为我们提供了参照与启示。

巴黎在近1,000年的时间内是西方最大的城市，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目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在教育、娱乐、时尚、科学、媒体、艺术、金融、政治等方面皆有重大影响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大都会之一，一般普世观念上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并列世界五大国际级都市。许多国际组织都将总部设立在巴黎，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商会、巴黎俱乐部等。

巴黎也是欧洲绿化程度最高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之一。巴黎与法兰西岛大区大约贡献法国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为5,521亿欧元。

根据估计，巴黎是欧洲第一大城市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第六大城市经济体。总共有33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设立在巴黎都会区，是欧洲最集中的地区。巴黎市辖区范围外的商业区拉德芳斯是欧洲最大的中央商务办公区。巴黎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欧盟最集中的地区，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支出也是欧洲最高的地区。

巴黎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适合研发创新的城市之一。每年有4,200万人造访巴黎与邻近都会区，也让巴黎成为世界上最多观光客造访的城市。巴黎与邻近都会区总共有3,800个法国历史遗迹与4个世界遗产。巴黎也是1989年的欧洲文化之城。

现状分析

为了实现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75% 的城市气候能源计划，巴黎市议会需要一座智慧城市。为此，他们委托建筑公司 Vincent Callebaut 与建筑公司 Setec Bâtiment 合作。为了解决城市的住房和密度问题，制定了建造多个高层水动力塔的蓝图，每个塔都配备了被动加热和冷却、充氧和雨水保留功能。塔的外部将由光敏电化学电池制成，作为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它们还兼作用于产生生物燃料的绝缘生物立面。

在智能出行方面，巴黎的目标是到 2030 年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车辆，并用电动汽车和公共汽车取而代之。在首个服务 Autolib 倒闭后，汽车共享再次成为该市的热门趋势。 2020 年 2 月，雷诺与基础设施巨头 Ferrovial 合作推出了 Zity：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居民可以使用电动汽车车队。

图巴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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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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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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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全性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4.4 东京

东京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六。

历史沿革

60余年来，东京都市圈围绕都市核心区建设的大量节点城市和微中心有效疏解了东京的发展压力，在更广域范围内实现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重组。兼顾交通和服务优势的外围新城与核心城市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承载力更高、吸引力更强的网络化城镇体系。而随着城镇体系由“中心-腹地”向“网络-枢纽”过渡，新城的功能定位也在悄然变化。

1919年山手线通车，奠定了之后多中心结构的基本框架；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重建过程中开始注意限制市区过度扩张；1940年首次提出借鉴伦敦城市规划模型，将东京规划为绿带加外围卫星城镇发展模式，后因战争爆发而搁置；1956年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正式成为总理府下属机构，其制定的规划具有强制效力；1958年正式提出第一次规划，东京都市圈发展进入正轨。

之后在1968年、1976年、1986年、1999年、2006年、2016年不断进行规划调整与修订。日本首都圈演化历程

伴随整体规划的调整及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东京都市圈从内到外不断扩张，各城市间联系日渐强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重化立国政策的颁布推动了临海城市的快速发展，1965年新宿、涩谷副都心开发推动30km圈层西侧、北侧居住人口快速增长。

八十年代土地成本上升，中心城区环境污染加剧，居住和产业开始全面郊区化，带动30km圈层全面发展，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教职能的向外转移推动京西、筑波等高科技产业城市发展。九十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顶峰，租金成本进一步上升，行政和商务从东京都搬离到30km圈层的节点城市，更多产业进入50km圈层。

同时，随整个内陆经济的发展，北部交通连接加强，北关东地区形成以汽车、装备制造为主的梯级配套内陆工业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新兴产业城市群。

发展至今，东京都市圈逐渐形成大中小城市功能各异、协同发展的网络化城镇体系，围绕都心在外围布局大型副中心城市、居住型新城、产业型新城等多类型节点性城市，呈现明显的圈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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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

东京是亚洲首批采用智慧城市计划的城市之一，并于 2002 年启动了其建筑环境工厂。该计划侧重于环保基础设施和改善资源分配。 2017年，日本YRP泛在网络实验室与瑞士伯尔尼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他们的目标是开发一个云平台，将物联网与政府数据集成并改善公共服务。其他智慧城市项目包括回收厂、雨水收集、实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启动具有可持续回收和废物管理的城市再生项目（东京超级生态城）。此外，东京电力公司 (TEPCO) 计划到 2025 年安装 2700 万个智能电表，以提高能源管理效率。

图东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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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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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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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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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济活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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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加坡

新加坡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七。

历史沿革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程从1959年起，新加坡的经济经历了五个重大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59～1965）进口替代期

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时局，刚刚取得执政权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决策是：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多元化，改变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同时，政府投入巨资，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为民间资本发展替代进口型工业创造条件。就这样，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为突破口，新加坡从自治的第一天起就非常吃力，但也是非常积极地开始了她的经济转型之路。

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并没有在新加坡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只是利用新加坡具有多年的自由港的历史地位，把其当作英国在远东的货物集散中心，转口贸易作为单一的经济形式占据新加坡经济的主导地位。当时，新加坡因为没有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失业率高达14％，因此，突破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就成为自治后新生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阶段（1966～197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期

在第一阶段成功引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新加坡从第二阶段一开始便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技术，推动国内经济起飞，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新加坡不因国家先天不足的条件或是不利的环境所约束，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凭借门户开放的国策，新加坡吸收了西方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先行一步，一下子便和当时的其他亚洲国家拉开了距离，把自己的经济基础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此时的新加坡，进入到了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阶段。

1965年的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自己走自己的路。新加坡的领袖非常清醒地知道，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产生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可怎么生存？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可谓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

政治上，新加坡地处东南亚的腹地，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被不太友善、不太和谐的周边环境所包围。经济上，当时的失业率仍高居不下，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英军如果撤退，新加坡的经济会因为丧失了英军的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几乎占到当时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同时，还会失去三万多份的直接工作和另外四万份来自支援服务领域的间接工作。对此，英国政府答应给新加坡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济损失。

1968年，新加坡政府决定成立裕廊工业区管理局，国会还通过了有关法规。该管理局不仅负责管理裕廊镇，还管理全国其他工业区。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区提供管理和监督服务，为企业和国民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设施，为厂家提供进出口帮助和技术咨询。管理局对工业园区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要明确发展方向，突出重点，对企业界要加强管理，还要灵活多样地给予协调合作。管理局要为厂商提供优惠用地，自己要建造标准厂房，出售或出租给外商投资企业，还要向厂商提供设备，建立资讯网络。

第三阶段（1970～1980年代中期），迅速增长期

经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摸索和积累，新加坡的经济进入大发展的阶段。经济基础稳固，基本实现全民就业，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

此时的新加坡开始大力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倡科研与经济相结合，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个阶段，政府的注意力转为研究与开发、设计、工程、信息科技、电脑、电脑附件制造业等电子行业成为先导产业。

第三产业开始向专业化、系列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从总体上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和质量提供了保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加坡已经成为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亚洲新兴工业国，位居“亚洲四小龙” 之首。

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结构，经济状况好转。但是，高瞻远瞩的李光耀和吴庆瑞认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虽然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新加坡未来的前景，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措施，今后要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和高科技产品。

因此，新加坡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争取较高产值产品，不仅可以替代进口，而且要以出口为导向，从而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四阶段（1980～1997年），产业升级期

1984、1985的新加坡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得对新加坡的进口需求减少；新加坡的经济经过长期的超高速发展，以建设投资为中心的国内投资下降。1985年新加坡的GDP增长率为 -1.6%。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具备了整体商务能力，逐步成为跨国公司认可的国际枢纽，许多区域总部在这里落脚。此时的新加坡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品牌和声誉，政府便鼓励和引导本地企业跳出本国、本土的小圈子，放眼世界、投资海外，向海外发展，建立更广阔的国外经济空间。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选派优秀人才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设立了17个办事处，向各国介绍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新加坡投资，着重开发高科技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难题和挑战，西方国家经济停滞，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了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而周边国家经济也有较快发展，走向工业化，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使新加坡原有的优势逐渐消失。新加坡必须审时度势，面对挑战，制定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7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亦称“经济重组战略”。

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调整恢复/经济转型期

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世界性的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上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因素，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本地的工厂。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思考和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对低端电子业的依赖（吸引和增加高端电子产业和产品）；吸引和发展生命科学、制药、环境保护等产业；发展教育产业，建立区域教育中心。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新加坡的发展。到了1998 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新加坡的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增长率降到1.5％，有时还出现负增长。有些企业亏损，造成3万多员工失业，失业率上升到3.2％。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了7.8 ％，外汇市场交易额下降16％，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7.5％。

1998年，世界性的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加上新加坡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因素，许多跨国公司关闭或转移了新加坡的工厂，著名的裕廊工业园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空置的厂房。生产磁盘驱动器的巨型跨国公司希捷科技一下子就往中国搬迁了两间工厂，使得新加坡从原来占据世界磁盘驱动器总产量的73％跌到50％。面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面对新兴工业国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新加坡开始思考和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2002年，新加坡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大转型，以求新、求变、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使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新加坡以本国为圆心，以7小时的飞行距离为半径，制定了“7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新加坡也因为最先提出了具有创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概念，获得WTO的高度赞赏和各国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和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超前的经济政策，灵活的应对谋略，高效的行政手段，广泛的世界联系，为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竞争力领先的经济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状分析

新加坡的智慧城市项目新加坡的智慧城市计划“智慧国家”于 2014 年启动，旨在实现经济、政府和社会数字化。智慧国家以健康、交通、教育、城市解决方案以及银行和金融为中心。在健康领域，TeleHealth 使用可穿戴传感器、移动应用程序和视频咨询等数字技术来提高医疗保健运营的效率。

在交通领域，重点仍然是三项举措：非接触式支付、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使用数据分析简化规划流程。事实上，已经经常使用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两个例子是 Auto Rider，亚洲第一辆完全运行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 300 米范围内的穿梭巴士。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是另一个使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数据连接市政服务、规划和安全部门以创建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和安全生态系统的项目。

其他举措包括 LifeSG 应用程序（儿童服务）、Smart Urban Mobility（非接触式票务）和 On-Demand Shuttle（自动驾驶汽车）。

图新加坡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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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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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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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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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济活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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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纽约

纽约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十。

历史沿革

1626年荷兰建立了以新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美洲殖民地，作为其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海上交易口岸，用以和以欧洲人为主的皮草交易活动。到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英国人占领，在英国的统治下，贸易继续成为纽约的主要经济活动，主要出口诸如面包及面粉等食品，并改名为纽约（即新约克，英国有约克郡）。

虽然纽约在18世纪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成长型口岸，但放眼整个美国仍然不是最受重视的，相比之下，波士顿和费城更为重要。然而，纽约有不可忽视的地域优势，如优越的水深和内陆河优势。此外，纽约相比波士顿和费城的高度文化多样性更加欢迎多种族的加入（包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特别允许了自由经济的运行。这种独特的自由开放政策，吸引了早期的投资者到曼哈顿，这似乎是纽约活力十足的原因，也成为纽约一个长久的亮点。上述优点使纽约在美国战争期间，超越波士顿和费城脱颖而出。而1825年伊利运河的修建更给纽约的经济优势增添了臂膀。这条运河连接了组约的大湖地区和美国中西部腹地，给纽约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市场准入条件。到了1830年，纽约已经是40%的美国贸易的必经之地。

在纽约的经济史上，占主导位置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金融行业，反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仅仅发挥了外围的作用，而在金融业主导纽约之前，制造业是最为重要的。

美国内战始于1860年，当时纽约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人口数量也占首位。截至1850年，有43340人从事制造业，而商业领域就业人数为11360人。从就业数量的比较上已能看出差距，而制造业的真正腾飞却是在内战之后。

纽约的制造商专注于生产大众服装、精制糖、印刷材料、皮革制品和烟草制品等非耐用品。便利的交通方便原料输送到城市，加上制造商熟悉消费者的购买偏好，所以城市是一个设立工厂的理想地方。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新设备的协同工作方式使城市连成一个集中的网络，也带来了生产的规模经济。

在19世纪后期纽约规划大规模移民蓝图，这意味着会有足够的工人满足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到1910年，纽约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40%。

然而，制造业画临着衰退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持续增长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顶峰，有约10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回落。在纽约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开始下滑，这种下滑是多项因素的结果，最主要是由随后出现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成本下降引起的，纽约水上运输的优势不再突出。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制造业的衰退速度转为急剧，纽约总体就业水平从1969年的380万人下降到320万人。经统计，经济危机期间，制造业就业遣受的打击最大，下降了35%。20世纪70年代末的纽约和美国充斥着浓厚的悲观情绪。时值经济深陷低迷，而且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制造业的收缩程度已经超出了其他行业的扩张。

纽约为了走出经济灰暗的岁月，积极改造，从蓝领到白领的方向转变。各种各样的“后工业”企业脱颖而出，例如金融业、保险业、专业服务（如律师、会计师、广告、业务顾问）、信息服务（如出版、广播和其他媒体）、旅游和零售。这些白领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薪水，而这个现象恰能相辅相成地支持曼哈顿奢侈品销售行业。由于城市里增加了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并且增加了面对面业务的需求，许多专业服务便适合在这所城市发展。因此，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占尽天时地利，从这种发展趋势中受益。

现状分析

纽约市 (NYC) 旨在实施各种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以应对其社会经济挑战并提高整体生活质量。该计划是到 2050 年通过对高效建筑的新要求和速度效率的提高将排放量减少 80%。该市还制定了 2019 年的气候保护目标。这包括花费 200 亿美元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例如海平面上升和不断升高的温度。还实施了其他项目，例如智能水表、智能街道照明以及智能废物管理。使用智能传感器和跨多个地区的低功耗广域网，数据将有助于避免垃圾溢出并优化拾取时间表。

为了长期取代公用电话亭，现在可以在整个城市找到提供免费和加密 Wi-Fi 覆盖的在线充电亭。 2019 年，该市提供了 3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专注于减少交通拥堵和提供能源友好型交通选择的项目。

图纽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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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生活成本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图人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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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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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济活动效率

资料来源：千际投行资产信息网 Statista

4.7 上海

上海在 200 个全球商业城市中排名第53。

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上海成为外商及国内资本蜂拥而至的热土，并在其自身快速增长的同时引领长三角周边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更是超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作为金融服务窗口、商贸服务窗口、信息服务窗口以及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上海已基本建立包含商品、批发、零售、现货和期货的多功能、高层次的市场体系，以证券交易、外汇交易、黄金交易、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及保险为代表的具有相当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名列前茅的产权市场、技术市场、航运市场、物流市场、人才市场和信息咨询市场等，成为中国现代化大市场交易数量最多、交易规模最大、价格数量最高的城市，从而在长三角地区中发挥了经济圈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

从现有经济规模上看，上海的GDP、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位于长三角15座城市之首，其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中心职能作用也领先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从城际经济关联度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经济引力在遥年增强，这是各城市GDP总量增长和交通条件改善的必然表现。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使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一个为构筑更高发展平台而同台竞技的阶段。激烈竞争和重组使长三角地区在经济总量、国际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趋向于“均质化”发展的趋势。而从价值链分析的视角考察，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总部管理、金融运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价值链环节进驻上海，上海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功能已非常明确。但必须看到，随着城市产业转型的不断发展，上海生产制造、研发功能、智力源泉（大学城）、物流服务（航运、航空中心）、信息服务等郊区化发展的态势亦十分显明。依托新城和开发区整合以上资源已是上海郊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通常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对世界经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支配力和控制力，能发挥全球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这是因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往往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地，尤其是跨国公司研发、营销、投资、人力及信息服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就使经济中心城市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手段对世界经济形成吸引力和辐射力。此外，国际经济中心坡市还是全球资本的集聚地，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地。

上海作为曾经著名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

一是长三角地区经济繁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现在已经是东亚仅次于日本东京的第二大城市群。近半数进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都流向了这个地区。该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为密集、交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为上海金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业基础和有效需求。
二是多层次金融市场基本形成。
三是上海拥有悠久的金融传统、金融文化和比较雄厚的人才基础。从金融中心形成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看，上海在国内诸多大城市中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英国智库Z/Yen 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海排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第6位。到2085年，上海争取能迈进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前3位。

现状分析

上海于 2016 年启动了智慧城市计划。该计划称为“智慧上海——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旨在通过整合人工智能 (AI)、机器人技术、互联网等技术，打造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物联网 (IoT)、5G 和区块链。通过这样做，政府的目标是使上海成为第一个双千兆城市，在市中心实现 5G 互联网全覆盖，在其他地方实现千兆光纤全面覆盖。这些已经推出的电子政务服务正在获得巨大的吸引力，超过 1450 万个人已经在该平台上注册。

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城市大脑计划是一个公共监控系统，在上海海港城区部署了 1000 多个生物识别面部识别摄像头和无人机。 2019年12月，电动车企业华人运通（Human Horizons）启动“车路城一体化智慧城市”项目，利用V2X车路协同、激光雷达等数字技术打造智慧道路、自动驾驶汽车、智慧交通管理监控中心。

图上海概述